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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末廈門的雙栖藝術影展如約而至，算是給廈門的電影氛圍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号。
...以下是映後對談内容：
Question：想從制片人的角度問一下，因為（《富都青年》）也是算是 2023 最重要的馬來西亞影片之一，那麼如何讓慷仁進入劇組中？這個過程是什麼樣？
張炜珍（制片人）：就是說演員為什麼會用的一個台灣的演員，然後到馬來西亞去拍片？跟大家介紹一下，也跟老師報告一下。就是說我跟導演在過去合作的案子，其實我們就是因為馬來西亞的中文的電影的市場極小，那麼所以一個比較好去跟另外一個市場做連接的方式，就是說我們擴大那個合作的契機跟緣分，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最早我們開始做《分貝人生》的時候，我們就跟張艾嘉——張姐合作，請她去演一個馬來西亞的媽媽。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在很早之前就有做過這樣的一個嘗試。那當然，因為當那個時候張姐就是完全讓我們覺得說，哇專業的演員其實真的不分哪個地區都可以駕馭這個角色，那當然膽子就大了。然後又拍了一個馬來西亞的電影。那其實所以後來到《富都青年》的時候，應該說我們不是第一次就是這樣。那為什麼會是他呢？這個其實有一個小故事的，就是說我們最早也是帶這個案子去參加一個創投會，創投會就得做簡報，簡報就得放一個人物參考的形象，那個時候導演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慷仁，他的形象樣子挺像這個故事裡面的哥哥阿邦，那我們就在我們的簡報裡面就放了一個形象參考。不曉得大家知道一部電影叫《狂徒》嗎？《狂徒》的監制那個時候聽了我們的這個案子之後，竟然比我們還早就立馬打電話給慷仁，然後就說慷仁你知道嗎，我剛聽了一個案子，當時什麼什麼什麼說完之後，所以其實蠻有趣的，其實我們好緊張，因為反而是說我們吓到了，因為我們其實還沒ready，因為創投會有時候就是一個概念，然後還很前面，但是其實很早的時候慷仁就知道這個故事。反而是說他就想說有一天他突然間有空了，他就打電話聯系上導演，他說導演，我可以跟你約一下嗎？那個時候導演超緊張的，就問我說我要去還是不要去？要不要去，就是也挺忐忑的。那當然還是去了，去了之後雙方就是雙向奔赴，就覺得就是他了，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緣分。
...張炜珍（制片人）：因為其實如果常常關注他演戲，他應該就是常常會把自己逼的各種挑戰。他來演的時候其實有兩個很大的挑戰的。第一個我覺得是瘦，前面的瘦其實還好，但是那個監獄裡面的那個瘦，其實在故事裡面那個監獄，最後大家看的應該是有時間差的，就是他原來就已經幹幹黑黑瘦瘦，那最後到要判刑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總拍攝天數就二十幾天，我們最後隻有三天的時間給他，他必須在三天裡面瘦七公斤。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挑戰的，因為前面的時候其實有一些時間讓他開始準備，就是拍攝到一半，三天時間，然後他要進到最後被判刑的時候三天瘦 7 公斤，他是怎麼做的？他其實在還沒進入那個狀況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就是他拍這檔戲，他幾乎不太吃東西的，他都不能吃，所以我們每次就是到了飯點的時間的時候，你就會看他就是走的遠遠的，然後我們都要很安靜的吃，總不能一直在他面前吃東西。到最後那三天的時候他是斷食，而且是咖啡斷食法。那當然，其實我不曉得現場有沒有朋友是有這種瘦身的經驗的心情，所以他那個時候的最後那個狀态，之前他就跟我們說了，希望最後那幾天他心情會很糟，他希望我們完全就是離開他，省得等一下，他給我們有一些不愉快，那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那當然那三天的時候，他還是進入一個很極緻的時候。我某一天我也突然間說我也跟你拼了，那你能瘦我也能瘦，我就陪你，我就試着做這件事情。結果各位我一天我就投降了，我就胃痛了，所以我後來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他真的在瘦的這個部分，他是黑咖啡斷食三天瘦 7 公斤。
Question：我們知道王禮霖現在是導演，但是他其實是一個蠻有經驗也有很多作品的制片人和經紀人，那麼是什麼一個契機他要開始轉型做導演？
張炜珍（制片人）：我覺得其實他想做導演這個事情，我們是在參加了一個創投會之後的隔天的早上，然後我們就兩個坐着，他突然間問我一句話，他說我當導演好嗎？我是第一個知道他要當導演，因為我們合作很多年了，然後我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說，好。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其實他當監制的時候，每一個案子的原創原型，每個案子的概念都是他的。我們的案子其實不太是那個導演的，都是他腦袋裡面蹦出一個想法，他說我想拍這個，以前就是這樣，然後我們就去找的最合适的一個編劇什麼之類，所以我知道他其實一直處在一個他有故事，他有他的一個主題的東西在。我一直覺得他心裡面要講的那個東西，你不讓他講，他一個創作者你不讓他表達那是很難的。所以我那天就說，好，那你就拍，你就當導演。所以我覺得我是最不意外他導演的這一件事情，因為我覺得每個導演就是内心裡面其實就有一件事情或者一個命題，他強烈的想要表達。
Question：如何選擇拍攝地方和場所？如何和主題進行結合？
張炜珍（制片人）：關于這個場景，其實是這樣的，我們最早就已經知道它是實景，真的有富都這個地方，它就在吉隆坡的一個市中心，就等于說可能在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或者北京裡面就有一個地方住着很多社會低下層的人，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很明确。那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有兩個地方在選擇，一個就是富都，還有另外一個地方。但是後來我們覺得這個富都的那個反諷的那個諷刺的意味比較高。其實很多人一開始看片名的時候，“富都”，你就覺得它應該是一個富有的都市、富裕的都市，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才對，但其實它這個地方的名字以前叫做半山巴，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感覺了，半山巴就是蠻荒涼的，那後來不都是因為它這個地方的馬來名字就叫做budu，然後它就是音譯過來就是官方證明為富都。那富都這個地方在吉隆坡是這樣的，吉隆坡早期的時候應該說我們華人從中國這邊就是下南洋被帶到那邊去的時候，其實馬來西亞的曆史就是印度人割交。那華人就去挖礦跟做生意，其實富都在早年的時候，應該是我們的祖先都在那邊生活，然後它那個時候應該說是一個最繁華的地方，但是當然随着時代的進步，整個城市不斷的發展之後，那華人就已經遷移離開這個地方了。所以它留下了很多華人的痕迹，不管是建築、食物什麼之類的，但是裡面住着的已經慢慢的就變成說是很多的憶移工，然後還有很多外地沒有身份證的人，那還有就是諸如此類很多很辛苦的人們，然後就開始住在一個地方。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它就像是一個一顆心髒，一顆很老的心髒，但是它就在這個很命脈的地方，在那個緩緩的跳動跟最後的那個殘存。我覺得富都給我的感受是這個樣子的。
...張炜珍（制片人）：我們（在馬來西亞）已經上映了。應該說超出我們想象的好，因為我們在不是那個農曆過年的期間，我們已經做出了就是賀歲檔的那個票房，應該是這樣子說。那我們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說當初我知道那個我們有一些政府的官員，馬來西亞當地的，還有就是那些警察局長要去看片的時候，其實我那個時候我在國外，我知道他們開始有這些場次，我小緊張了一下。但是我沒想到他們都給予這部片大量的肯定。應該說其實如果你細看的話，我們并沒有很強的想要批判或者控訴，我們沒有在做這件事情。我們隻是說那個制度就長這個樣子，那我們就讓大家看到他們所面對的真實的他們的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在馬來西亞我們也蠻訝異的，很多的不管是來自官方的，然後有關單位的政策法律的，還有就是警局的，他們來看片之後，他們都給予這部片高度的支持肯定，我們也得到了馬來西亞的影視局的主席（的肯定），他們就覺得說我們應該繼續拍這樣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其實社會都是進步的。我覺得人的心其實都是暖的，隻是說很多時候是不是有人出來開始說為他們來做一些發聲？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一個發聲它未必能夠立即的反映在這個制度上面，可以做怎樣的一個調整，但是至少他們知道我們都有看到了。這是回答第一道。
第二道，有非常多的真實人物在裡面，它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它是非常多人的真實的故事。我先說慷仁老師非常的認真，慷仁老師還有我們的監制心潔他們對于這個人物的設立的那個過程是做的非常多，必須帶他們去拜訪很多人，讓他們知道說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有一個三個小女孩就是差點要去跳樓的那件事情，是真人真事，真的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然後我們把他們放到電影裡去。
Question：為什麼兩兄弟華人沒有身份證？
張炜珍（制片人）：其實很好理解的。在馬來西亞來說，你隻要不是合法的婚姻生出來的小孩，那孩子就沒有身份。我舉例，因為馬來西亞其實有非常多的那個移工來自很多的周邊的國家，那很多移工，也許他們跟當地的人在合法婚姻以外生了的小孩，那隻要沒有去報戶口，他其實就沒有身份證了。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外勞跟外勞之間生下的小孩，其實也有可能沒有身份證。或者是你的父母當初在結婚的時候，隻要沒有去報戶口的話，基本上就沒有這個身份，其實這個情況還蠻多的。
...張炜珍（制片人）：我們其實在其他的地方上映之後，有蠻多人很憤怒，然後甚至我有一些朋友也會特别私信我說佳恩怎麼可以死呢？其實我回答這一題的時候可能未必是你想聽的，但是我必須很真誠的跟你說我們真實在創作上面的想法。我想回問的是，好人就不會死嗎？我因為我們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它不是蓄意的，它是一場的意外，如果你細看的話，它本意不是真的要對她做出什麼，他是希望她離開。因為他一直在跟她說“我找到你的爸爸了”那一段的，當然這個是暗藏那一個爸爸是他不想認的，所以其實前面有鋪了幾次，他挺抗拒用這個方式跟他爸爸相認去得到那個身份的。所以其實他是想要叫她離開，你要是再不離開的話，你要小心。所以後來的時候才會有這場意外。在真實的世界裡面，好人會不會發生意外。有時候其實你的本意是好的，你反而遭到不測，這是很真實的一個情況，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所以當然我們在做這部片的時候，我們就讓這場意外發生。這個沒有誰真的很希望她這樣，但是現實的世界中它就有可能發生。所以這個是我的回答，我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回答到。很抱歉，但這個就是我們其實想傳達的某一個議題。那我再補充，你可以真的都不用原諒，就是這個弟弟，因為我相信他也不會原諒他自己，所以他最後的時候其實他做了很大的一個改變，他這一生可能都需要背負這個東西，然後帶着“哥哥希望他活下去”這樣去活着。但是他的活着其實應該不會是很坦然的那種方式，你可以不要原諒他。
Question：就是因為這個電影它首先是一個馬來西亞跟台灣地區合作的一個片子，然後又涉及到一些移工的問題，所以我還挺好奇：您覺得在就是在制作這邊電影過程中讓您覺得比較大的最大的一個挑戰是什麼？
張炜珍（制片人）：其實我們最大的挑戰好像不是發生在演員的這個部分，因為你裡面看到的就是片裡面有大量的很多的外籍的移工，他們真的是外勞，但是他們合法。我要說我沒有去找非法或者滞留的外勞。因為他們的真實面貌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找他們來拍這個片的時候，我們還要跟他們協調他們的工作，然後就看到他們真的挺累的，他們可能工廠剛下班，然後又得來配合我們拍攝。其實他們不用太大的調整，因為他們就是素人演員，他本來就是那個樣子，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在演員部分）沒有太大的難題。你看到前面賞巴掌的那個壞人的那個大哥，那個他是馬來西亞的馬來影帝，他就是一個專業的演員，然後那個煮咖喱的那一個有對白的，他也是一個演員。除了這幾個演員，其他都是素人，我們的難度應該是要去協調他們的工作。但是他們真的非常的令我們敬佩，他們非常非常的專業。我這個案子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不是在這個部分，而是一開始我們打算拍這樣的一部電影的時候，在籌資的上面跟其實是很辛苦的，應該是那個部分。
...張炜珍（制片人）：我先講他很怕的這一個點，他是真怕。因為我就像回到前面，他那個時候不是蓄意的，這是一場意外，他做錯的事情，但是他本意不是要真的要去傷害她，隻是他非常的希望她離開那個地方。然後像弟弟這樣的一個孩子，我相信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他的這個成長，他所經曆的事情導緻他可能在當下的時候他是這個反應的，所以那個時候他是真怕。後來的時候，當然其實到了律師所的時候他有去談，那就已經有告訴他那個證據，其實就知道哥哥真的就是有做那件事情。這個問題是這樣子的，因為他應該前面有好幾個小事件，我們都看到他很抗拒，尤其是他聽到找到他的爸爸的時候，他很抗拒。他當然辦身份證這件事情隻要他的爸爸出來，因為他爸爸如果是有馬來西亞的國籍，他是馬來西亞的公民，他出來說這個孩子是我的，那可能他就有機會拿到（身份證）了。但是因為他的背景是一個被棄養的小孩，當年的時候他的爸爸就沒有認他，所以他沒有原諒這件事情，所以當然以他的角度來說，他可能有他自己以為更好的方式可以取得身份證的，所以他會去做很多的壞事，他嘗試要找賺錢，他嘗試要去買假身份，他有這樣的一個企圖，所以應該是說他覺得他有其他的方式的話，那他就不會想要見到當年棄養他的這個父親。
Question：他們（阿邦和阿迪）是否有一種跨越親情的那種情感？
張炜珍（制片人）：其實導演本身一直想拍的東西就是沒有血緣關系的情感，兩個完全沒有血緣關系的人，有可能就是真的會為對方犧牲，或者跟對方的相依為命嗎？我覺得導演在很多場的時候，他一直在提的就是人最純粹的這種愛，尤其在疫情的這段時間，我們很多人都經曆了一些事情，那這個事情是什麼支撐我們可以去面對人生很多的苦難，其實很多時候導演會希望大家心裡面有個愛，不管那個人是不是跟你有直接的關系這樣子，但這是一種扶持。那我回答第二題就是說他們之間有那種情愫嗎？我們在劇本出來的時候曾經也跟導演讨論過這題，包括我們的監制問過導演，你有要跨過那條線嗎？那我可以跟大家透露，我們沒有要跨過那條線，導演的選擇是沒有的。但是當然我們也聽到有一些人跟我們說，真實男生兄弟怎麼可能這樣？因為我們知道電影就是導演本身（透過）他的眼睛，他看的這個世界，他看的人。那我隻能說這個是他覺得會有這樣的一個兄弟，這個是他的解讀，他覺得會有這麼溫柔的兄弟，可能有時候我們就覺得，哇太溫柔了，我們受不了。但是這個就是導演的一個選擇，但是我們本質上面我們并沒有要去做一些跨性别還是說有一些其他情愫的電影，我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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