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我已想回答很久了，不過是給出我自己的一些額外見解，我認為更為正确的一些見解。
這個問題事關愛情——不幸它是我所缺乏、從未真切享有過、也未曾将其獻予旁人的東西——或更為确切地說，事關愛情的替代品——更為不幸的是，連這個所謂的似乎“次一級”的東西我也未曾占據過，然而就笃信這個詞語并且懷着暗暗的恨意來詛咒其魔力的人而言，這樣的東西最好還是任誰也不要。誠然，我倒很是懷疑它是否真有纏繞于上的魔力，愛情的替代品——為了一個人而愛上另一個人并且就如此愛下去，這實在匪夷所思。衆人已熟知愛情自身的脆弱、愛與激情的易逝，于是竟然相信這份“借來的愛”似乎能豁免降諸愛情的普遍命運而就此枝繁葉茂地存續下去，實在極不合情理。唯有假花能無視壞天氣的侵害、陽光雨露的缺乏乃至自身固有的新陳代謝、草木枯榮，同時也剝除任何可能的生命力迸發，一個人若能把愛情變為一朵假花，無異于也将自己（和對方）變成了一個假人，我們無法想象這樣的事實成真，盡管它具有藝術上、理論上的可能性。但最為關鍵的是，他（她）本人也無法或不願想象這樣的可能性當真會降落在自己身上。
我很願意承認，上面的這些有鑒于人類生活經驗的理解和闡釋，作為全部證據而言是不足夠的，因為，無論它具有怎樣的真理性，它既不像數學建構那般自我肯定，也不似物理定律一樣嚴謹确切。因此，我們最好還是懷着一點實證的興趣來檢驗一下這個問題的相關回答，既如此，它便輪不到我們觀衆來回答——誰有回答的權利？我們怎麼知曉某人是否交出了自己的愛和坦誠？無他，唯有問其本人，盡管人是會撒謊的動物，但總是有一些行為、有一些表現無法假借一張口是心非的嘴。
于是，終于，我們要問出那些令我們有所困惑、有所疑慮的問題——當然，是兼具一些實證特征的問句形式——什麼時候、什麼表現能讓我們确定男樹是“愛的”？什麼情況下又能确定是“不愛的”？
男樹一切的存在都是借由别人的講述所顯現的，從那些斷裂的片段、閃爍的記憶和叙述的經驗中，一切有關他的、有關愛情的真相，其實早已自明，它們纏在那些布滿意義的蛛網之上，恰如神經元之間的神秘連接。因而，我将表述這個屬于“真相”的真相：當他不愛時，他是沒有顧忌的、大膽的；當他是“愛的”時，則為之羞怯、卻步。
于是，那些逝去的、行将落幕甚至快被釋懷的過往，重新開始集結它們的身軀和畫面，隻是這次——我希望不是最後唯一的一次——以稍顯不同的經驗重新安排它們的位置，于是，我們将會以更為清晰的目光注視到：當他即将轉學，将背面畫着中學時代女樹肖像的借記卡藏在《追憶逝水年華》的大部頭著作中時，他是羞怯的；當他明明拿出了戒指卻說不出共度一生的請求或承諾時，他又一次為愛卻步了。而隻有一次不同，正是當時，他抓住了那第二次的可能性，但不論遺憾是多麼有力、多麼強烈地促使他勇敢地邁出那一步提出交往的請求，我們始終都可以确信一點：那一刻他是不可能愛博子的。那時的她不過是一個陌生人。不止如此，更因為愛會使他慢慢卻步，而此時的他則是一副莽撞、無所顧忌模樣的他。但是最終，他愛上了她，博子。他買來了戒指，仿佛中學時的那幅小像，隻是如今更莊重，也許更深沉，盡管他遲遲沒有開口，但在博子的反問下他的的确确說了“好”；盡管他遲遲沒有開口，但無疑他是愛她的；恰恰是他遲遲沒有開口，說明他是幸福的。從交往的一開始，無論對誰而言，對自己還是對男樹，博子都是一個不同于女樹的她，一個是她自己的她——男樹愛上的并非他人。

他的羞怯，無疑是他的一種性格，但我們還可以從另一種或許頗為神秘、悲傷的背景上來注解。作為勾連起故事以及所有主角的他，竟然從來隻是存在于講述和回憶之中的、影子一般的形象；他本應是多麼生動，但在當下卻又是這樣蒼白。他的扭傷、他的早逝還有在他轉學之後同學在他課桌上放的那盆 “以示哀悼” 的菊花——這似乎具有預示意味的不吉象征——都在朦朦胧胧地将一種哀傷、脆弱、透明的氣息懸浮在他周圍，而他執拗地帶傷混入參賽隊伍、乃至女樹憤怒地打碎那盆帶有莫名意味的菊花——她為何如此憤怒，恐怕她自己也無法全然明白——都仿佛是在試圖用力撥開那團不祥、透明、在某一無法言定的時刻将他帶入說不清道不明的某種悲劇并将他與其他人默默隔開的影翳。他的藝術畫作，不知怎地似乎偶然成為他身處這一處境的佐證：無論那是什麼，他試圖盡量去對抗它，并留下屬于自己的那點痕迹。我不禁猜想他對這一筆罩他、糾纏他的朦朦胧胧的感傷是否有所覺知，于是他以一種近乎撤退般的愛——矛盾、複雜又感傷地對待把愛化為愛情、把心聲代以承諾的這一勢必無可奈何的生活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