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對《天氣之子》情有獨鐘。要說它在誠哥的作品裡并不是最突出的一個：論隽永詩意，有秒五；論故事流暢一氣呵成，有君名。相比之下，本作顯得粗粝，像是未經精細打磨就抛向觀衆的一塊投石。而它也确實是新海誠作品中的異類：這是一個與“回憶”并無瓜葛的故事，并不存在前作序列中常見的那種暧昧感情和大量抒情性内心獨白。這裡的話語和行動都是關于當下的、鮮明的、決斷性的。也因此，它獲得了獨特的氣質，并且與這個時代密切相關。
“東京”之暗面：治理暴力與已然來臨的危機
過往新海誠作品中對東京的呈現大多正面，往往是将其作為美麗的背景舞台。櫻樹縫隙中傾瀉而下的燦爛陽光，陰雨連綿、詩意盎然的新宿禦苑，三葉第一次交換到泷身體時推開門看到閃耀的城市天際線……對于居住其間的人來說，東京——發達城市——是一個充滿奇迹、夢幻的場所。
......至于現代大都市壓抑冰冷的氛圍，則作為偶爾浮現的暗面存在，雖然并未得到太多展示，但一直綿延而沒有被全然遮蔽（秒五中麻木心靈的白領生活，君名裡巨大沉默的城市樓體）。而到了天氣之子，新海誠将東京的暗面在前作少見的夜晚場景中充分展開。帆高初抵達東京，找工作處處碰壁，還時不時面臨城市管理力量的驅逐和盤查——這個城市在拒絕他。對一個被排斥的少年來說，歌舞伎町閃爍的霓虹燈并不意味着狂歡和迷醉，而是散發着成人世界陌生而危險的氣息。尤其是與前作君名相比較，差别相當明顯：同樣是離開家鄉“上京”，三葉借用泷身體在東京的生活充滿歡愉，而帆高到來不久發出的感慨卻是“東京好可怕啊”。更不必說在決定逃走的那個晚上，三人徘徊于濕雪紛飛的池袋街頭時，“離家出走未成年”和“持槍”的雙重非法身份使得他們在實質上成了被通緝的亡命徒，“想在一起、不想被分開”的小小心願成了不被容許的奢望。在日常狀況的安全穩定、井然有序，城市顯露出其本質是一個危機四伏、無處安放的空間。
......上述“暗面”由兩種力量構成：一是時刻待機，準備進行調查、拘束、淨化、清除的國家機器之治理力量，二是内生于現行社會運轉模式中，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危機。有趣之處在于，其中前者正是以消除“失常”、維護常态穩定為功能，但這個常态中卻蘊含着真正根本性的危機。傳播機器熱衷于渲染奇觀式的災難——地震、飓風——以及治理力量的有效應對，而對于滲透入日常生活的巨大災難熟視無睹。完全服務于增長、增值的政治經濟模式以透支未來為代價換取眼前的繁榮，如今其惡果正在又一次全球性的衰退中顯現，氣候危機就是其中一環。全球變暖下，頻繁的極端高溫使得戶外勞動條件變得越發惡劣，上漲的海平面正在制造出越來越多的無家可歸者。當然，坐在空調房中、有能力自由遷徙的人們可以裝作這一切并未發生，危機不存在，日常生活仍舊。“拉上窗簾，坐在座位上自己搖動身體，裝作列車還在前進的樣子”。但代價是什麼？在這一過程中先被犧牲的總是那些本就處在弱勢地位的人。技術專家和政治權威向普通人提供了一套“正确的故事”，于是大多數時候，我們也就樂意保持安全的無知。對個人來說，既無法清晰認知、把握危機的總體狀況，也難以參與到對現狀的決策和應對中去——在此狀況下，犬儒主義和“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也就成了常态。
“世界系”與“社會派”的問題
在關于本作的評論中，常常有人直接用“世界系”進行概括定性，而這顯然是一種誤讀/誤認。就概念本身而言，“世界系”意味着一種虛構想象力，即去除社會中介，将少年少女的關系直接與世界存亡的巨大危機相關聯。本作中，陽菜固然是背負了犧牲自己換回正常天氣的命運，但故事的核心矛盾中社會因素的存在感遠遠超過了宏大的天氣危機：是社會治理機關持續追蹤離家出走+持槍的帆高、要求未成年的陽菜和凪分開并接受妥當“管理”，這些問題對三人組成的小小共同體來說從開始就存在，晴女活祭問題解決後也并未化解。另一方面，持續不停的暴雨與世界系作品中常見的動辄造成世界毀滅的局面（外星入侵、神秘組織陰謀）相比根本算不上什麼“巨大危機”。考慮到全球氣候變化的狀況，它甚至可以說具有相當的實在性/非幻想性。所以，在此我的判斷是：連綿不停的雨隻是一個隐喻，對我們于災難中生存之境況的隐喻。片中三年後的東京俨然一派安甯祥和，人們照常生活，一如今日世界。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誠哥又要讓這個故事看上去像世界系？“晴女”設定的意義何在？一種批評意見是，本作存在兩種未能良好融合的叙事，雖然主要聚焦社會性矛盾，但又在故事高潮用世界系危機來提供張力。世界系元素被全然工具化，同時過分渲染幻想性危機又使得重點偏移，削弱了社會批判面向上的表達力度（也可以反過來說，大量社會性元素的加入破壞了世界系故事純粹的形式美）。[1]同時，一種有趣的正面意見是，本作根本講述的就是反-世界系故事：世界系強行把個人戀愛與沉重的世界責任關聯起來，但這種想象力在當下已經不再有效。本作棄絕世界系的幻想，直面生存現實——也就是說，世界系元素的出現就是為了之後被明确否定。[2]
似乎各自都能說得通。那麼，不妨先回顧一下“世界系”的源流。東浩紀認為世界系作品的出現來源于日本“政治的季節”消退、經濟發展也陷入衰退期後，世紀末人們面對社會時的不安感和不現實感；宇野常寬則批評世界系是九五年代想象力（包括放棄尋找“生存意義”單純享受愉快事物的躺平倫理，以及EVA劇場版結局“面對惡心他者”、接受絕望并生存下去之勇氣）堕落為迎合特定受衆既躺平拒絕他者/社會，又能輕松從美少女無條件的愛中獲得意義感的“既要又要”心态。無論采哪一種分析，“世界系”的想象力和美學都是特定時代、特定政治經濟和社會心理狀态下的産物，絕非某種恒定的金科玉律。
正因如此，用過去的“世界系”美學體系去評價《天氣之子》（例如認為本作的危機解決過于輕松，帆高勇往直前的愣頭青形象不符合世界系“不能性”的美學）缺乏意義。天氣神社的老頭介紹延續千年的晴女活祭傳統時說：“天氣乃是上天的心情，不顧世道人情，哪能測出正常不正常”。而天氣巫女則是聯系人類與喜怒無常上天之間的線，最終都會迎來悲慘的命運。從這裡，我們不難讀出一種不可知、變化無常的神聖“自然”，以及個人在此面前的渺小——這通向了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之“無為”哲學，對悲劇命運的接受。但是，帆高在最後的最後明确拒絕上述所有說辭，打破晴女犧牲換晴天的宿命并把改變世界的事迹或曰罪責歸于他和陽菜二人。這是相當新奇的情況，因為經典世界系強調的“不能性”美學恰恰是要去品味巨大不可知的陰謀和危機面前，個人（少年）的無力以及少女注定犧牲的悲劇命運。本作已經不僅僅是不符合這種美學形式了，而是明确地反其道而行之。
值得強調的是，用陽菜交換晴天看似更符合“理性”，實則是真正想象性/非現實的解決方案。人類曆史上用人來活祭相當常見，而這從來不能解決任何實在問題。全片最具不真實感的場景正是出現在陽菜“換來”晴天之後：低飽和度的灰藍色天空下，人們踩在沒過腳踝的水中，恍惚間仿佛置身于夢境。（而他們又真的做了同一個少女升上天空的夢！）這不正是前文提到的，一種靠犧牲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就可以回到“正常”的潛意識嗎？穿透幻象的反而是被批評幼稚的帆高。
...所以，與其說世界系與社會派融合不佳，不如說新海誠根本沒有試圖在二者之間建立關聯：世界系故事從始至終隻對陽菜和帆高二人有效。在其他時候，帆高完全直接地體驗到社會的壓迫力量：警察們既步步緊逼急于“解決”離家出走的“問題少年”，又對真正重大的危機（陽菜犧牲換來晴天）漠不關心。抓捕帆高後，警察關心的依然隻有那些“職務内”的問題，對超出常規的話便隻有“真麻煩”、“要不要叫精神病醫生”。一個人即便悄無聲息的消失，對于社會治理機器來說也并無什麼所謂，但違反社會規範絕對是不能容忍的。新海誠批判、嘲諷的正是這種對具體生命漠不關心、經濟理性至上并且隻照章辦事的運轉模式，以及相匹配的意識形态。
而帆高最後選擇相信“我們改變了世界的形狀”，也說明新海誠無意全盤否定世界系想象力，進行一種反-世界系表達。雖然批判性主題已然是明确指向社會的，但世界系想象力在本作中被塑造為了一種重要的抵抗途徑。“勇氣、希望和羁絆之類的魔法全部失效時”——靠努力就可以通向大團圓he的故事已經無法激勵當代人；“支配者和神明，都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暴力機器和意識形态機器自顧自地維護着既有秩序。于是，必須拿出新的想象力來：這裡從來都不存在“選擇你還是選擇世界”之兩難，我們生于瘋狂的世界，便要在這裡一起不妥協的活下去。陽菜自己難以抗拒過于沉重的“社會責任”，所以帆高來與她共同承擔反叛之罪：“陽菜已經不再是什麼晴女了；天氣什麼的，就随它瘋狂去吧！”
重拾《麥田裡的守望者》，激進的“保衛日常生活”
《麥田裡的守望者》中，憤世嫉俗的少年霍爾頓感到自己與周遭的“正常人”和“正常生活”格格不入，想要過上一種純真、無需虛僞面具、無需向世上未經自己同意便已規定好的一切妥協的生活。新海誠在《天氣之子》中明确向《麥田》緻敬，但不同于霍爾頓的迷茫，帆高想要守護的東西更加明确：與陽菜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對他來說，這裡沒有讓步妥協的空間，要麼選擇抛下一切去追尋，要麼就隻能接受生存在沒有陽菜的世界上。
...帆高的選擇在觀衆中引發了相當激烈的争論。片中須賀已經替那些指責帆高自私的人道出了心聲：“隻犧牲一個活人就能讓天氣恢複正常的話，我倒是很歡迎。不如說，大家都是這樣想的吧。”平心而論，犧牲對自己來說最重要的人，沒有幾個人會願意；而輪到犧牲“無關之人”時，便就都或心安理得或略帶愧疚的默許了。這正是我們自我安慰的心理策略：隻要犧牲些遠處的什麼，治理者總是能保護自己沒事的。然而哪有什麼真正無關之人？這個瘋狂的世界是吃人的，而且狼吞虎咽、貪得無厭地吃人。對轟鳴運轉的社會機器來說，你的意義隻有那些能産出價值的、可供剝削的東西：勞動力、注意力以及消費能力。這些東西無一例外是“對社會有用”的，邏輯推演到極緻便是要求用人活祭來換正常天氣。在這裡我必須反駁一種堪稱是冷血的批評：認為陽菜拒絕成為晴女也就是拒絕了自己的社會意義，選擇剝離“社會”的“世界”，因而肯定這種選擇的作者新海誠認可了一種不負責任的、個人中心的倫理。[3]沒錯，陽菜和帆高所拒絕的正是“社會意義”和“倫理責任”，但誰有資格來指責他們呢？難道不正是承擔這種“意義”和“責任”讓陽菜的身體逐漸透明了嗎？（想想今天那些在工作崗位上猝死的人，在這種時候高高在上讨論“社會意義”是殘忍的。）
一個半世紀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借伊萬·卡拉馬佐夫之口表達過激烈抗議：如果人類幸福的大廈建立在地下室裡一個小女孩的苦難之上，那麼我一定會拒絕它。勒古恩在這此之上延申開來，寫出了《那些離開奧梅拉斯的人》。奧梅拉斯城居民們的幸福，他們城市的華美、友情的溫馨、子女的健康，莊稼的好收成、宜人的氣候——全都仰賴于一個孩子令人生厭的悲慘境遇。雖然初聽到這一事實時會憤怒，會良心不安，但“随着時間的流逝，他們會逐漸意識到，即使那孩子獲得自由，對他來說也影響不大”。這多麼像是随處可見的，自诩“成熟”、“理性”的人們。然而，
偶爾會有一個年輕的女孩或者男孩，在見過了那個孩子之後并沒有帶着眼淚或怒火回到家裡；沒有，而且再也沒有回到家裡。他們走上街道，沿着道路獨自前行。他們走着，穿過奧梅拉斯漂亮的城門，一直走出這個城市。他們穿過農田，形單影隻，腳步不停。夜幕降臨，他們沿着村莊的小路，經過農舍的溫馨燈火，走進伸手不見五指的田野之中。他們孤身一人，向着西方和北方的山巒行進。他們一直走，他們離開奧梅拉斯，他們走進黑暗，一去不回。
為了讓所有人活下去，需要的反而是帆高的天真，是不顧大局、不切實際，是像伊萬和那些離開奧梅拉斯的人一樣，從無法接受的一切中退場。此時，激進左翼往往要求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秩序，認為非如此便無法讓大部分人健全的活下去。但即便是相信這些革命理論的人，也往往并不确切知道具體方案是什麼，或自己為了這一“總目标”能做些什麼。在能夠實現之前，對于我們更為切近的是消極、不合作式的抵抗：也就是激進的“保衛日常生活”。要保衛我們不被壓迫性的秩序所侵蝕所裹挾，保衛自身的“純真”，保衛我們所能進行的愛之實踐：因為，你就是我全部正義的中心。帆高的聲音并不孤獨：在今天，被肯定的生活隻有一種樣闆，人們不得不進入摧殘身體和精神的雇傭勞動，而那些“正确的故事”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新海誠顯然也感知到了這一現實。聯系他在訪談中提到《小偷家族》啟發了《天氣之子》的創作，我們不難看出二者的相似性：為主流秩序所不容的、邊緣人組成的拟似家庭，以及此中的互相關照。唯有如此，才能在這瘋狂的世界裡存活而不至于支離破碎。
それでもあの日の 君が今もまだ 僕の全正義の ど真ん中にいる
許多評論已經指出，本片結尾處存在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決斷。立花奶奶說東京以前本來就是一片海洋，須賀說認為自己改變了世界的樣貌不過是自負的幻想，世界本來就是瘋狂的——他們否定世界系故事（少年選擇拯救少女，讓大雨淹沒東京）曾發生過。其實可以說，在三年後的時間節點上，根本沒有人還拿帆高的荒唐行動和陽菜的消失又出現當回事。對二人而言這意味着存在一種很方便簡單的，卸去沉重責任的心理路徑。正如新海誠自己所說，年輕一代“在能做出選擇前，世界早已瘋狂”。然而帆高還是堅定地宣告：“是我做出了選擇，選擇了她，選擇了這樣的世界，選擇了要活在這裡。
...”否定世界系想象力的“世間”、“大人們”，和決斷“我們确實改變了世界”的少年少女——兩種叙事之間存在直接的對立。甚誰[4]認為，帆高做出放棄拯救世界選擇你的姿态，是要讓瘋狂的世界成為聯系你我的罪證——這是很切中要害的分析。不過，帆高的宣言與其說隻是為了證明二人關系的實在性，不如說更是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姿态：雖然我們已然降生于這個瘋狂的世界，沒有選擇、無法逃離，但是我們選擇了要在這裡生存下去。不是被迫無奈，而是懷着勇氣；不是輕飄飄的懸浮、遊離，而是站在大地上并承擔着相應的重量。帆高有資格這樣說，因為他沒有向占據功利主義計算和道德倫理雙重制高點的“正确故事”低頭，沒有在似乎注定的神話安排面前停下腳步。世界系想象力從躺平享受無條件愛并把無力感審美化的世紀末頹廢，升格為一種成長叙事：不是《秒速五厘米》中貴樹那樣接受成長之“喪失”，而是獲得随着成長而來的力量，認定自己能用行動改變世界的形狀，與他人互相關照共同生存下去。或許，這就是誠哥試圖向當下閉塞窒息的世界中掙紮的年輕人們述說的樂觀主義。
最後貼一段《天氣之子》初版企劃書中誠哥的自述，激進姿态和表達勇氣在其中一覽無餘。
衆多故事都是從這樣的基底開始的。像是一些關于天候的古老故事就是如此。突然之間就再也不下雨了，或者是雨下個不停。這種時刻的解決方法，千篇一律都是活人祭獻，有時候把少女當成活祭品。也有些是少女獲救，取而代之用壞人祭獻的武俠片走向。無論是哪一種，結局都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得到調和，失控的世界又恢複原狀。我們正是在這類以教導訓練為主的故事環境下成長的，就連現代漫畫或遊戲，也是以“”讓世界恢複原狀”為主軸。這是因為這些故事都有壓倒性的“正确答案”。從古至今，人類在自然面前一直都是很無力的，所以才會拼命的祈求調和，為此努力，謹慎的生活；因為不這樣做的話，就沒辦法活下去。但是-------我會這麼想：或許這類“正确的故事”，曾幾何時已經讓我們感到難以喘息與空虛了。或許有點亂來，但我想把這類以教導訓練為主的故事，放到現實裡面沖撞看看。譬如說，世界之所以會失控，是因為全球性的氣候變化。“正确的故事”，就代表像國際間在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針對全球變暖對應措施取得的共識。然而這是由少數領袖們，呐喊着，“我們需要這些東西”，才取得多數支持的。那麼，這樣的“故事”，究竟能否帶來歡樂的結局，為世界取回調和和安定呢？我想大多數人們的真實感想都是----看起來不大可能。“正确的故事”，現在看來似乎更加空虛了。某些事物逐漸失控，世界開始變得瘋狂。氣候變化，排外主義在全球群起，本應讓人們獲得自由的網絡，變成彼此監視與暴露愚蠢的裝置，日本這片土地不斷遭受動搖。以中年的我自己的實際感受來說，這其實還是我們自己所選擇的世界，我們既無法阻止，就結果來說還是會做出一樣的選擇。但是，對于我們電影想傳達的年輕觀衆而言，這毫無選擇餘地的世界。因為他們能做出選擇前，世界早已瘋狂。所以我更強烈的認為，現在想為年輕觀衆制作電影的我們，在此時更不該強迫他們接受“取回世界調和”的故事-----這樣實在太自私而不負責任的。那麼，現在的我們，又能對觀衆們傾訴什麼呢？在這部電影的最後，少年應該會如此的呐喊----“天氣什麼的就盡管讓它失控去吧。”而少女将會回應她的呐喊。堅定的選擇在這瘋狂的世界裡活下去吧！我想制作的是由少男少女自己選擇世界的電影，他們毅然決然前往無法回頭的地方的姿态，我想用明亮又積極的筆觸來描繪。而他們的選擇，如果能讓這些感到驚訝并取得共鳴的觀衆們共同擁有，或許我們也才能找到将所謂“不正确的故事”呈現在電影之中的意義。
[1] 參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5614452/answer/879417361
[2] 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XaLi5GcufGnh5hxqv2SDGQ
[3] 參見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356425/
[4] 參見https://www.douban.com/people/147011829/?_i=4019293Volk1RE，對《天氣之子》的短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