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記》因為他本人的傳奇色彩已經帶上了很強的旅行文學性質，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共産世界、青年文化以及一些思潮運動的渲染。短短兩個小時，想要濃縮一場長達10000公裡的旅行的本不容易，還要将格瓦拉本質的改變從鏡頭語言中體現出來，若不加上戲劇性的渲染，自然是極難實現的。
本片從叙事結構來看不含宏大叙事觀，也不含xx主義，xx運動的色彩，那時候還沒有出現嬉皮士。抛開切格瓦拉，假如一個不認識他的人，看這部電影的觀感也會十分明顯：兩個迷茫青年想要瘋狂地踏上旅行 - 旅行途中遭遇各種意想不到的事 - 旅行途中認識各種各樣的人 - 主角追求答案從自我角度轉向受苦受難的人民。
簡單的叙事，沒有太強的英雄主義渲染（除了最後遊泳），把一個二十世紀影響力極大的人渲染得相對到位。看完這部電影，或許沒有人會想到格瓦拉最後開始進入叢林開啟共産主義革命。電影的外包裝是青年旅行、追尋答案一類的故事，這與嬉皮士之後的青年旅行又有些許不同。切格瓦拉是自上而下地去追尋答案，最後的答案是放棄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轉而跟無産階級站在一起。這場旅行，真正地改變與塑造了一個共産主義戰士。
首先，從旅行的角度來看，一場旅行能轟轟烈烈地塑造一個人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總在英雄叙事中聽說某某人因為特定時期的旅行，路上收獲了信念，這個人的一生為了該信念奮鬥，最後成為了一項事業、一種信念的“英雄”。本片的叙事是典型的該叙事邏輯。這樣的人往往是動蕩年代的上層人士，是那種既能登上廟堂之高、卻選擇身處江湖之遠的人， 也是那種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的人。在如今的時代，旅行已經達不到如此高度，更多人隻能類似前一部分的叙事：大學生的gap year，去瘋狂一把，尋找自己的人生。
其次，從曆史的角度來看，主角格瓦拉的這段人生經曆無疑塑造了他今後的價值觀。格瓦拉出生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貴族，父親和母親都是殖民者統治階級在阿根廷的後代，自己是醫學研究生，不折不扣的精英主義家庭。加之，彼時的阿根廷依舊是南美國家乃至世界上不錯的存在。影片中除了诙諧的旅途故事，格瓦拉還遇見了流浪的智利共産黨夫妻，被殖民者打垮的印加人以及教會救濟的麻風病村等等地方。他還見到了利馬與馬丘比丘的對比，郵輪與拖尾小船的對比，麻風村兩岸的對比。
通常來說一個本應“何不食肉糜”的階級，看到人間疾苦有大概率有兩種反應：一是根本不想接觸，想立馬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中；二是産生共情，願意與其共處并幫助他們改善環境。這兩種反應的形成既有後天教育因素，或許也有DNA裡所帶的先天因素。自古以來不少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大都是因為後者。比如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在成道前也有出四門遇生、老、病、死等人間疾苦，最終選擇出家。
抛開聖人、英雄的叙事觀和價值觀，青年切格瓦拉或許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共情能力極強。
1967年，美國人在玻利維亞抓住了格瓦拉，關于他被處死的傳說流傳于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地的青年文化群體中，有人說他死後眼睛突然睜開，也有人說他臨死的那副畫面就是基督受難圖。事實上格瓦拉與卡斯特羅在古巴導彈危機後的對蘇關系上不合，便出走古巴前往剛果（金）開展革命事業，然而剛果（金）的土壤對他并不友好，于是又轉向玻利維亞，在玻利維亞則是遇到革命理念不同的同志，最終被政府軍圍剿抓住。
共産事業并非一個人的事，政治也并非隻是貫徹一種信念。在古巴的成功，離不開卡斯特羅，但不是處處都有卡斯特羅。真實中格瓦拉的死本身是政治事件，後來經過思潮文化的演繹而變得極具浪漫主義色彩，正式人物的青年故事自然也脫離不了英雄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先天自帶的色彩毫無疑問給片子加了不少分。
影片中最後格瓦拉的旅伴阿爾伯特也是真實人物，最後去了古巴做醫生，古巴的醫療服務在一衆的拉美國家種算是十分前沿水平。阿爾伯特并不像老友那般擁有傳奇的色彩，最終在2011年去世。兩人的旅行結束時，格瓦拉乘飛機離開，他應該有了自己的答案，兩人就此分道揚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們兩，或許都因為這場旅行而産生了改變。
一場旅行能改變什麼人呢？其實我認為人們很難從這部影片去斷定共産主義戰士格瓦拉因為這場騎行才誕生，影片也十分克制地去表達這個觀點。但沒辦法，傳記類影片本身已經先入為主，或許這場旅行是青年人埋下種子的一次開端。
一場旅行真正改變的是那些真正在尋找答案的人。這種改變并非驟然的，甚至短期的力度也不大，它隻能種下一顆種子，靜靜地等待時代、社會、個體或者某種特定環境使其發芽。當然前提是針對那些真正尋找答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