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山魚譜》這部電影看完有兩個月了，一直沒寫，是因為看完了并沒有特别想說的東西。我一般看點東西都有吐槽或者贊美的沖動，如果沒有，那就是沒有特别打動我的地方。很多影評都把《茲山魚譜》中主人公丁若铨的人生和蘇東坡來做對比，都非常遺憾這樣的作品本來應該是我們來講述，但卻沒有。真的沒有嗎？寫《蘇東坡傳》的文學作品有好幾部，拍蘇東坡的電視劇就我知道的也有兩部，并不是沒有。如果說電視劇和電影不是一個載體，沒有拍出思想高度，那麼早年間有一部電影《王勃之死》也拍得非常好，那種幽怨空靈，是真的打動過我，大可不必人家有什麼你就一定得有什麼。何況貶官逐臣這種内容，自先秦時期的比幹屈原起始，就一直是古代中國的主流文化，在古代做個官要想有個好名聲，要是沒被貶過，都不好意思自稱文人，什麼風骨、什麼清流，沒經過被貶至升值，都輪不到被稱頌。正因為逐臣太多，便不覺得稀罕，這是名臣文人一生必刷的履曆，隻有被貶過，才有資曆流芳百世。我上一本書《香草美人：楚辭芳草圖譜》剛寫到屈原，因此并不覺得這樣的内容離我的創作有多麼遙遠，或許這就是我看完後沒有動筆的真正原因，實在是覺得這不算是個事兒。
...當然對當事人來說，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設身處地地想，那确實是要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身，但……但東坡已經把該講的都講過的呀，我們何必再多言呢？何況講什麼能講過他們講的呢？這又回到上面說的，我們實在是對這樣的境遇和心理太過熟悉了，有一萬個逐臣經曆過，有一萬個文人寫過詩寫過詞寫過文章，我們從小就背，爛熟于胸，一點都不陌生，誰還不知道王勃寫完“秋水共長天一色”後在二十九歲時渡海而死，李白剛“輕舟已過萬重山”不久就捉月升仙了呢？這早已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并沒有一下子被打動的地方。
...就像道友@掠水驚鴻說的，丁若铨是因為信天主教被貶到黑山島，用天主教去對抗儒家的腐敗，顯得很中二，是迷路後問道于盲。社會腐敗是結構性的問題，和儒家沒有任何關系，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教派都會腐敗，這是人的本性問題，什麼教都解決不了。作為文學創作——當然電影也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門類，反映的是創作者自己的天問，如何在逆境中求得内心平靜。丁若铨在海島上最後靠一本魚譜傳世，電影拍的是他如何嘔心瀝血、油盡燈枯寫完這本書，用弟子張昌大的角度去講述丁若铨最後的生命，好像還是在替他不平，覺得這樣的好人這樣一個有才華的人不該窮途末路困死海島。但一定是這樣嗎？有才華的人就該位居高堂嗎？就要雄心欲把星河挽，誅盡奸賊廟堂寬嗎？或許就像我們在網上發言，覺得社會輿論不能被傻筆們占領，就得做一個鍵盤俠，把戆徒們罵死。張昌大出仕，看到士大夫階層統治階級是如此黑暗醜陋，恨不得殺盡貪官污吏，還庶民朗朗乾坤。既然做不到，也不能同流合污，于是挂印歸鄉。這又印證了一句中國老話：有人辭官歸故裡，有人漏夜趕科場。于是又回到文章的開頭，為什麼沒有打動我的地方，因為就是這樣呀，前人話已說盡，沒什麼可說的了。
之所以時隔兩個月來寫這篇影評，是看到道友@掠水驚鴻轉發的一篇影評，已及她的點評：
其實蘇東坡固然文學豐偉，但并沒有沖破系統用更高的視角來審視系統。在中國我想過一個半人有點像，半個是張居正的兒子張懋修，隻是他的著作層次不高。一個是方以智。他們都在尋找儒家系統外的第二類知識和價值。關于張懋修的《墨卿談乘》到底算不算一種緻知格物的學術作品，我和@掃書喵有過點争論，她認為不算，隻是明朝當時比較流行的一種，炫耀作者見識的博物著作，不夠高級，也不是對當地風物的觀察描述。我則情感上偏向于，他在流放後寫這個，多少是對個人和儒家系統的一種絕望。他的父親實際上已經把修補匡正儒家官僚系統這件事，做到了人力所能到的極緻，他見識過，個人也取得了考試最高榮耀——狀元。但他還是見證了父親的失敗，和父親方法論的崩潰。所以去寫點博物知識的書，是一種突圍和排遣。方以智就更貼切，他不但個人在系統内失敗，他的系統都崩潰爆炸了，轉而去研究西學和科技。《方以智晚節考》是很好看的一本書。我看電影的時候就覺得起初用天主教去對抗儒家的腐敗，很中二，看着是迷路後問道于盲，不過在他和自然相結合後，回歸人和自然本身，開始思索和發現真正的道路。
我正是看了她的這一段話，才想起我的切入點. 方以智在明亡之際流寓兩廣，接觸西學，成為一名自然科學家，寫了《物理小識》《通雅》等著作，我在寫植物書時經常會參考他書中的知識。但我不想說方以智，方以智的世界太絕對，明清鼎革，國亡君殁，山河破碎，這樣的大傾覆一般人遇不上，因此遁世是唯一的出路，方以智後來出了家。我想到的人是嘉道時的吳其濬，他是河南人，而且是有清一朝唯一的河南籍狀元，曾任兵部左侍郎，戶部右侍郎，湖廣總督，雲貴總督，湖南、浙江、雲南、福建、山西巡撫等職。
丁有铨的“辛酉教獄”事件發生在1801年，吳其濬是嘉慶二十二年（ 1817年）的狀元，這兩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丁有铨被流放到黑山島，改黑山為茲山，寫了《茲山魚譜》。吳其濬一直在當官，沒有遭過什麼貶谪，宦迹幾遍半個中國，這讓他見識廣博，寫了《植物名實圖考》38卷、《植物名實圖考長編》22卷、《雲南礦産工器圖略》、《滇南礦廠輿程圖》、《滇行紀程集》、《軍政輯要錄》、《奏議存彙》、《治淮上遊論》、《念餘閣詩鈔》及《彈譜》等。按現在的說法，他是一個博物學家、植物學家、本草學家、地理學家。
丁有铨和吳其濬這兩人的經曆沒什麼可比性，唯一相同的是都對自然産生了興趣。丁有铨的後半生生活在海島上，天天看到的是海魚，于是成了魚類學家；吳其濬和古代所有的好官一樣，關心農桑，自然而然成了植物學家。人一但對自然産生了興趣，那就天地為之一寬，終身不改其樂。沒有一個博物學家是愁眉苦臉的，大自然有治愈萬種憂郁的神力，我相信丁若铨在寫魚譜時是快樂的，而不是像電影裡演的那樣，皓首窮經，眉頭緊鎖。電影中薛景求演的那個模樣，還是被刻闆印象誤導了，好像做學問非困苦不能。其實進入這個鄰域之後，所有的煩惱都不存在了。就像我出門拍花，收到一個新種那種滿足感，給什麼都不換，就算徒步七八個小時，爬上五千米高的流石灘，坐十幾個小時盤山路的車，吐得掏心挖腸，啃幹面包喝溪流水，都不會覺得辛苦。推己及人，丁若铨能從漁民那裡得到一種新魚，同樣會高興得手舞足蹈，這才是他從黑山島搬到更遠的什麼島去的目的，他想得到更多的新種，豐富他的書稿收藏。
...電影創作者若不能體會博物學家眼中的世界，就不可能拍得出他思想的境界，如果隻從文學或電影創作的角度去想像博物學家的精神世界，那是不能相融的。我從寫小說到寫植物文化叢書，心境的變化是完全不一樣的，寫小說時會被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所左右，時哭時笑，腦子從來沒有空閑，任何時候都在想情節，寫植物書稿時哪怕查拉丁學名翻古籍詞源都興緻勃勃。因此可以說，寫《茲山魚譜》最後完稿的丁若铨，一定不是電影裡那個樣子。這就是我看完電影後沒有第一時間寫影評的原因，電影沒有打動我，沒有表達出能夠憑一人之力寫出一片海域裡能夠收集到的魚類品種的博物學家的那種達觀來，如果他還是電影裡描寫的那個模樣，那就成不了一個博物學家。做人和做學問的道理是一樣的，心中的世界，就是筆下的世界。
...丁若铨寫成《茲山魚譜》，他已經不是一個儒家學者，也不再是一個天主教徒，而是自然之子。與他相對的，是他的弟弟丁若镛，在當時名望還高過丁若铨的大才子，在被流放的十八年裡，寫了百餘部著作，主攻方向是關于國家賦稅與财政的《經世遺表》，指導官員制定政策的《牧民心書》等。從他最重要的兩本書名就可以看出，丁若镛在十八年的流放歲月裡，又從天主教徒回歸到了儒家學者，他始終在憂國憂民，替主政者謀劃經世緯地之策。當初“辛酉教獄”的丁氏三兄弟，二弟丁若鐘問了刑，算是殉了道，三弟丁若镛歸了儒，大哥丁若铨見了天地，證了心志，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
...誠然《茲山魚譜》的序言裡提到了漁民張昌大，是漁民張昌大引領丁若铨進入了海洋世界，但用張昌大來作為丁若铨的對照，還是淺薄了，不如用丁若镛回歸儒家來印證丁若铨發現的自然天地，這樣殉教者丁若鐘的死，才具有靈魂拷問之聲。
...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李濬益，在2013年拍了《素媛》，在2015年拍了《思悼》，都是韓影史上算得上名号的作品。我在上一篇給《騙子》的影評《騙中騙，計中計，局中局，貪欲一念成地獄》裡寫過，《騙子》的導演張昌原是李濬益的副導演，那個李濬益，就是這個拍《茲山魚譜》的李濬益。李濬益的作品都有人文關懷和悲憫之心，張昌原的首部作品《騙子》裡卻看不到，這個學生，還差老師很多。
最後還要說，即使是李濬益，即使拍的是博物學家的求道之路，功課恐怕也沒有做足。電影裡丁若铨初到黑山島，住在房東家居嬸那裡，大嬸在摘紅薯藤。這個時候，紅薯應該還沒有傳入朝鮮。李調元（1734-1803）在《南越筆記》中有記載：“番薯近自呂宋來，植最易生。葉可肥豬，根可釀酒。切為粒，蒸曝貯之，是曰薯糧。”紅薯（番薯）從呂宋島先傳至福建，再慢慢推廣到全國，傳到朝鮮隻會更晚，1801年的黑山島上，應該還沒有紅薯種植。
...電影演到一半時出現了玉米，玉米進入中國的時間要早一些，在明朝中期，《本草綱目》中有收錄：“玉蜀黍種出西土，種者亦罕。其苗葉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開花成穗如秕麥狀。苗心别出一苞，如棕魚形，苞上出白須垂垂。久則苞拆子出，顆顆攢簇。子亦大如棕子，黃白色。可炸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狀。”不過當時的玉米，大抵也不會是電影裡的糯玉米那樣，排列得這樣緊緻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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