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法國電影“新浪潮祖母”的阿涅斯·瓦爾達在她的紀錄片《我和拾穗者》中細緻地描摹了鄉村與城市中的拾遺者，并在其中穿插了對時間和個人生命的深刻關照。通過她的鏡頭，我們看到了一個重大而普遍的悖論：大量的食物以及其他物品在各地被丢棄，而許多人仍然掙紮在生存的邊緣。基于鮑德裡亞在《物體系》中的主要觀點，本文将結合紀錄片中的種種細節，分析瓦爾達如何讨論消費社會中的時間、廢棄物與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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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的解放鮑德裡亞認為，随着工業革命解放能源和能量，物和人都解放了出來，開始了流動。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帶來市場的擴大和開發，于是人和物的關系被交付在生産力組構的社會關系裡——物變成商品，利潤成為唯一的使命。
“大卡車”是瓦爾達鏡頭中反複出現的形象，它們笨重地疾馳在公路上，将滿載的農業品或工業品運往某處，循環往複，不知疲倦。這正是現代社會物的流動的一種體現。發達的現代物流網絡打破了生産與消費的地域限制，讓市場的觸角極緻地延伸。當市場的邏輯來到馬鈴薯田上，就出現了紀錄片所反映的情形：每個季節平均收獲4500噸的馬鈴薯，其中有25噸都被廢棄了，因為“在生意上，我們賣的馬鈴薯直徑都在2-4英寸”，在馬鈴薯田上工作的男子如此告訴瓦爾達，他們丢掉的都是長得不合标準的，“賣不出去”的馬鈴薯。市場不會在意，被宣判死刑的25噸馬鈴薯能填飽多少人的肚子。拾撿，便在這裡顯示出了它的反現代性，它是人們在農場機器與土地間的見縫插針，是市場機器的篩選之後的反刍，它的目的不是利潤或增值，僅僅為了食物，為了生存。
...由此，時間被市場邏輯異化，成為一種資源。控制時間成為了追求利潤與增值的關鍵性要素。紀錄片中介紹了勃艮第地區葡萄種植的時間安排：“如果你要把葡萄酒按釀制年限分類，那麼每年的生産都是有限制的，也就是你隻能按每地區的配額來生産。”這正是時間進入市場邏輯的體現。
“消費是有計劃的商品廢棄。”可以說，廢棄是市場操控時間的産物。那麼，市場是如何操控的時間的？這就需要分析消費社會中物品與時間的關系。鮑德裡亞引入了“習慣”的概念，他認為“習慣”是把時間變為個人化的分割的圖式，物品的“論述體系”正與習慣同構，它包含的非實用特性是一種潛在而反複的論述，提供一種“生存意義的抽象化”。通過它，人将物品整合到不連續的系列中，正如将時間分割。
然而，當我們不斷地用物品的體系來錨定流動的生命的時候，真實的時間就這樣消融在了一個系統反複的維度之中。我們的感官逐漸被物的“二次度功能”編織起來的“第二自然”所籠罩，從而失去了對真實的感知。當感官都麻痹了的時候，當然就不會被浪費的情形刺痛了。
每個人，有錢的，沒錢的，都把東西扔掉，為什麼？因為我們對食物是如此的麻木！如果錯過了可食用期，人們會說，哦上帝啊，我不能吃這個了，它會要了我的命！這太笨了，從氣味方面很容易區分它是否能吃。
一個熱衷于撿垃圾的、愛穿塑膠雨靴的、始終愉快又憤慨的男子對瓦爾達說道。
......鮑德裡亞的态度是悲觀的，他認為我們的技術文明“充滿了脆弱、朝生暮死、越來越快速的輪回和強迫性的重複。它有問題地隐去了威脅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真正沖突。”系統走向極緻時，就取代了人的存在本身。在消費過程中，人被異化成了無法實現“類存在”的“末人”。“死亡本能”的塞壬之聲召喚着，将故事導向絕望的結局，然而，《我和拾穗者》又呈現了另一種小小的可能。
男子為救濟站的住戶教授法語
紀錄片的末尾出現了一位生物學碩士，他撿拾市場和商店丢棄的食物，邊走邊吃；他白天賣報紙賺錢，晚上則為救濟站的鄰居們教授語文，後者他堅持了六、七年。他說自己不是學校體系裡的一員，所以沒有報酬。瓦爾達将他的課堂總結為“夜間的在郊外地下室自發的行為”。
我們無從知曉他經曆了什麼，或者是什麼支撐着他的這種無償行為。隻是，在他和他的“學生”們組成的小小班級裡，在這一群遊離于社會邊緣的移民、失業者、難民、無家可歸者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類似于莫頓所說的“生态”的東西，它無關市場、無關增值、無關索取、無關控制。我想，“生态”的邏輯，就是對“人何以存在”的一種解答，也是瓦爾達在《我和拾穗者》中作出的解答。
（本文作于2024年12月 圖片均源自影片截圖）
參考文獻：
[1] （法）讓·鮑德裡亞著. 物體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2] Timothy Morton. Being Ecological[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