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于某工作日的晚間看了這部電影。盡管觀影體驗比較連貫流暢，幾處有瑕疵的地方還是頗讓人出戲——哪怕同排的中年大哥從頭哭到尾，不時擦一擦眼淚并吸一吸鼻子……
影片以患有腦癱的主人公劉春和爬上樓梯，登上小樓屋頂的段落開篇。鏡頭将近處的主人公與遠處的高樓同時容納其中，一開始便點出了電影标題的一層含義：“小小的我”對應的是大大的世界（big world），整個故事則是患腦癱的“我”與健全者的世界之沖突、對抗與小心翼翼的連結。主人公堅持抗争着“正常世界”對自身不假思索的排斥，在其中，他被輕易定義為不合常規的“異常”。主人公不斷地試圖證明，自己可以作為一個“記性很好的普通人”，打鼓，考試，當老師，找兼職養活自己，除“吃喝拉撒”之外也有健康的性需求（難得看到國産電影認真嚴肅地讨論這個話題，但引入它的時機和場景卻相當奇怪且突兀）。
...當然，這條叙事主線中仍存在不少問題。劉春和開始打鼓的契機是外婆的殷切懇求——很難想象一個對外孫百般愛護的老人，會在征求其意見之前，便擅自作主推動這件事。之後，春和同老刁的競賽顯得更加不合時宜：即使本段落最終以歡快的喜劇情景收場，一個為自身表演資格，不惜與朋友的腦癱外孫在大庭廣衆下競賽的形象，恐怕還是有些脫離現實。
另外，主人公與雅雅的關系也令人困惑。固然，這部分内容試圖探索殘障人士與非殘障者間友誼與情感的可能，但雅雅對春和的好感，似乎隻是來自對與己不同者的好奇和興趣。觀衆沒有看到，雅雅是否同樣面臨某種人生困境，而她與春和的交往，是否可能達成任何的相互理解、認同、幫助、乃至拯救。（雅雅曾提到自己在做“全職女兒”，但她與母親的關系正陷入危機。這本是個有待展開的線索，不過影片叙事的側重限制了其可能）。因此，兩人的關系始終處于一種近乎施舍的不平等狀态：雅雅在春和的生命中時來時往，而他們的故事，最終隻能以前者的退縮宣告結束。
...電影的點睛之筆，在于劉春和對合唱團裡老年人的認同：他們不懂如何使用新媒介，在飛速發展、騙術橫行的時代，同主人公一樣，也成為某個層面上的“弱勢群體”。跨越代際和身份，“弱者”内部的相互理解得以建立，而這正是春和與雅雅所缺乏的紐帶。另一方面，外婆和其他老年人自發組織的共同體（合唱團），在春和和雅雅的代際中卻不存在。無論是主人公與其他腦癱患者之間（不過是醫院裡打個招呼的關系），還是他與雅雅或其他“健全者”之間（同雅雅玩飛盤的朋友都去了哪裡？），類似的小集體都無從找尋。這或許揭示了殘障人士和年輕一代的現實處境，但影片并未進一步展開，關于他們如何面對此困境的想象。
如果說共同體的缺失，構成電影叙述與現實的一個症候，那麼主人公對家中骨骼模型的迷戀，則提供了不屬于“健全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春和抱着人體“骷髅”在行李箱中睡覺的橋段，很容易被解讀成孤獨狀态下的戀物，以及腦癱患者身處隔絕所産生的倒錯。然而，雅雅到春和家做客的段落裡，一個鏡頭将“三人”（劉春和、雅雅和骷髅）同時囊括其中。三者姿态類似，占據大小接近的畫面空間，甚至骷髅還位于鏡頭更近、更高處的地方——這暗示他們不分高下的平等關系。骷髅不是可悲的替代品，擁抱它也并非倒錯：那不過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對親密和紐帶的理解。同樣，殘障群體并非低于一般标準的“不夠格者”：他們不過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對身心和生命的體驗。通過接納一具骷髅，我們回望到影片的核心命題：對另一種可能性的确認，對司空見慣之常規的質疑與颠覆。在劉春和努力證明自己是普通人的時候，我們更要追問，所謂普通，究竟（應該）是什麼？
春和、骷髅和行李箱：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916837968/.
倘若上述願景過分理想，倘若世界的大多數，仍（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着規範的霸權，那麼，當下劉春和們所需要的，或許是一個不受打擾、能夠自我支配的空間。當母親無視着外婆的個體性，抱怨道“你有什麼隐私”時，春和插嘴表示“我也有隐私，我也需要隐私”。不論老年人還是腦癱者，他們都期待來自他人的平等尊重，期待自己被當成擁有隐私、獨立自主的個體存在。因此，伍爾夫百年前的呐喊，于當下更具别樣的現實意義：不止女性寫作者，每個個體，每個不合規範的人，都需要“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從這樣的“小小世界”出發，“小小的我”終究可以憑借想象力的羽翼（伍爾夫的紙筆、劉春和的電腦），抵達外面那個“大大的世界”（big world）。
而至少，在熄燈後的房間，在狹窄的行李箱中，我們可以自由地擁抱骷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