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钢琴家”：爱丽丝·赫茨索默

爱丽丝·赫茨索默（Alice Herz-Sommer）是一位钢琴家。她无限乐观的精神，最终成为善必胜恶的象征。爱丽丝在特雷津集中营（Terezín）里熬过了两年。特雷津是纳粹集中营的“典范”，纳粹以此让外界宣传他们善待犹太囚徒。爱丽丝是世界上已知年龄最大的二战大屠杀幸存者。

20世纪20年代，爱丽丝·赫茨索默已经小有名气，是布拉格的一个儿童钢琴家。1933年，她参加了维也纳国际钢琴比赛的决赛。此前在柏林，她还在奥地利古典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跟前演奏过。评论家们为她早期的表演而狂热。1923年，捷克报纸《波西米亚》（Bohemia）特别指出，爱丽丝在演奏贝多芬（Beethoven）的《降A大调第三十一钢琴奏鸣曲》（Op. 110）时，对作品的演绎堪比德国钢琴家威尔海姆·巴克豪斯（Wilhelm Bakhaus）。

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并吞时，爱丽丝在学习肖邦（Chopin）24首练习曲的过程中找到了些许慰藉。丈夫利奥波德（Leopold）迫于纳粹党卫军的要求，为犹太人社区组织工作，拟定“运输”条例。但在1943年7月，他也被迫与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一起踏上了前往特雷津集中营的旅程。

爱丽丝·赫茨索默在特雷津的首次独奏会是由奥托·扎克（Otto Zucker）组织的。他是集中营里自治犹太政府的领导成员。当时，爱丽丝的儿子亦参演了作曲家汉斯·克拉扎（Hans Kraza）为身处集中营的孩子特别撰写的歌剧《布鲁迪巴》（Brundibar）。有时，爱丽丝还会在指挥家拉斐尔·思科切特（Rafael Schaechter）的指挥下演唱威尔第的《安魂曲》（Verdi’s Requiem）。不管母亲、丈夫还有其他亲人以怎样凄惨的方式逝去，爱丽丝都带着儿子在恶劣骇人的营房里挣扎求生。

战争结束后，爱丽丝·赫茨索默回到了布拉格，但她发现反犹主义已经占据了她的故乡。最终经过艰难跋涉，她来到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音乐学院（Jerusalem Conservatory）教书，并且经常在音乐会上出现。

80年代，一切尘埃落定，爱丽丝在伦敦北部定居下来。她成为犹太音乐社区的老前辈，生活独立，充满幽默，始终强调乐观才是她长寿的秘诀。“生活是美好的，特别美好。”2006年接受艾伦·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采访时，爱丽丝说，“当你越老，你就会越感激生活。”

爱丽丝· 赫茨索默1903年11月26日出生于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父亲弗雷德里希（Friedrich）是经营制造计重秤的富有工厂主，母亲名叫索菲（Sofie）。爱丽丝在家中排行老四，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玛丽娜/密兹（Marianne/Mizzi），还有三个哥哥姐姐。

爱丽丝母亲苏菲出身于一个痴迷于音乐的摩拉维亚人家庭，童年时期，她的玩伴里赫然有其后扬名于世的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苏菲后来还带着年幼的爱丽丝参加了马勒《第二交响曲》的首演（Second Symphony）。爱丽丝家还与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和他的朋友们有交往。在这个非宗教的犹太家庭，主导音乐的是著名作曲家德弗札克（Dvorák）。爱丽丝出生时，老先生尚在人世。爱丽丝童年时期的布拉格，是日耳曼文化、捷克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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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的姐姐厄玛（Irma）是她的钢琴启蒙老师，拉小提琴的哥哥常和她一起练习二重奏。她还上过钢琴家瓦茨拉夫·斯捷潘（Václav Stepán）的课，而斯捷潘曾在巴黎师从于法国女钢琴家玛格丽特·朗（Marguerite Long）。爱丽丝弹钢琴时，最头痛的便是自己的身高问题，父亲为此甚至特地花钱让她做了一次骨骼拉伸手术。手术收效甚微，反而让她承受了苦不堪言的折磨。自此，爱丽丝的身高再也未超过5英尺（约1.5米）。

她还记得一战期间曾为哈普斯堡皇室（Habsburg）士兵织袜子谋生，当时通货膨胀严重、饥困交加。一战最终的结果导致捷克民族主义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反犹主义。尽管如此，1920年，她还是在布拉格上了德国音乐话剧学院（German Academy of Music and Drama），时任校长的亚历山大·凡·詹姆利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Brahms）的学生。在那里，她师从康拉德·安佐格（Conrad Ansorge），后者是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Liszt）在1885年和1886年最后一批高徒之一。

1924年春，爱丽丝正式迎来了自己的首场音乐会。当时，她在捷克爱乐乐团伴奏下演奏了肖邦的《E小调协奏曲》。音乐会座无虚席，引来近乎于轰动的狂热好评。爱丽丝随后便定期在布拉格演奏，也有了一批固定追随于她的学生。与此同时，卡夫卡的出版商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也在朋友圈里高度赞扬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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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爱丽丝受邀参加第一届维也纳国际钢琴比赛。糟糕的是，她竟然忘记了比赛日期，只能赶在最后关头恳求组织者允许她延后一天演奏。爱丽丝最终进入了决赛，她有时也常常会想，如果那天的比赛能安排得更好，自己是否就能大获全胜？

1939年3月16日，爱丽丝在瓦茨拉夫广场（Wenceslas Square）目睹了德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她记得当时开过来一辆敞篷车，车上站着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他举起右臂，敬纳粹礼。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爱丽丝逐渐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她被要求在外套上佩戴黄色六角星。不久，她还被禁止教授非犹太人音乐学生。“一切都被禁止。我们不能买生活用品，不能搭电车，也不能去公园。”她回忆道。

1942年，爱丽丝72岁的年迈母亲被驱逐出境，只随身带了一个帆布小背包，从此以后再也没能相见。次年，爱丽丝和丈夫、儿子一同被送到特雷津集中营。他们还未出家门，邻居和旧友就过来带走了相片、地毯和家具。

囚禁期间，爱丽丝依然举办了上百场音乐会，从记忆中的肖邦练习曲中汲取力量。多年后回忆起集中营里的年月时，爱丽丝依然记得，那个关押了成百上千名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集中营是如何向外界传递假象的。“我们必须演奏，因为红十字一年会来三次。”爱丽丝轻蔑地说，“这就是政治宣传。”

当然，还是有些人保持着人性。有一次，爱丽丝一个被纳粹军官点了名，满身颤抖的她不知厄运会否就此降临，好在对方只是对她说：“我从窗口听到了你的音乐会。我也来自一个音乐世家，懂得一点音乐。我从内心感谢你。”

1945年5月，苏联军队最终将他们母子俩解救了出来。在被关押的1.5万个孩子中，只有300个幸存下来，爱丽丝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母子俩后来一同被送回了布拉格。爱丽丝的一场午夜音乐会后来通过捷克广播在耶路撒冷播出。获悉她还活着的消息，家里人吃了一惊，特别是她的双胞胎妹妹密兹（Mizzi）——她在1939年搭末班火车离开布拉格，逃到了巴基斯坦。

1949年，战后反犹主义仍然席卷布拉格，共产主义也加强了控制。爱丽丝·赫茨索默终于与她的家人在以色列团聚。她在耶鲁撒冷音乐学院当教员，学习希伯来语，重新开始生活。后来，她将那段将近40年的光阴称为“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非常快乐”。

虽然在以色列人们闭口不谈战争，但1962年，当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情报机关逮捕后，爱丽丝的朋友、钢琴家的司法部长吉迪恩·霍斯纳（Gideon Hausner）还是邀请她见证了阿道夫的审判。“我同情他。”她后来如此评价希特勒的帮凶。

80年代，爱丽丝·赫茨索默再次感受到了孤独和无助。许多逃过大屠杀一劫的直系亲属相继离世，年轻的后辈则在国外闯荡。

1986年，为了离儿子近些，她搬到了北伦敦的白赛资公园（Belsize Park）。在那里，她开始在一所老年大学学习，每天游泳20米，直至99岁。后来，爱丽丝的两个手指渐渐失去知觉。但她并未就此放弃钢琴，而是重新研习八指指法，继续演奏。不管是独处还是与朋友聚会，她都喜欢弹钢琴——这些朋友里包括在奥斯威辛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演奏家安妮塔·瓦尔菲斯（Anita Wallfisch）。步入百岁之年时，爱丽丝还在推荐那些看望她的人吃鱼、喝鸡汤、听巴赫（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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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的故事后来被玛丽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和雷纳尔德·皮埃斯基（Reinhard Piechocki）写成《地狱中的伊甸园》（A Garden of Eden in Hell）一书，于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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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rden of Eden in Hell评价人数不足Melissa Muller Reinhard Piechocki / 2008 / Macmillan UK

同时，导演克里斯托弗·努培（Christopher Nupen）还以她为蓝本创作了两部电影：2010年的《一切都是礼物》（Everything is Present，爱丽丝被塑造成一位温柔的女性），以及早年的《我们期待光明》（We Want the Light）。本片则获得了2015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