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版“鋼琴家”：愛麗絲·赫茨索默

愛麗絲·赫茨索默（Alice Herz-Sommer）是一位鋼琴家。她無限樂觀的精神，最終成為善必勝惡的象征。愛麗絲在特雷津集中營（Terezín）裡熬過了兩年。特雷津是納粹集中營的“典範”，納粹以此讓外界宣傳他們善待猶太囚徒。愛麗絲是世界上已知年齡最大的二戰大屠殺幸存者。

20世紀20年代，愛麗絲·赫茨索默已經小有名氣，是布拉格的一個兒童鋼琴家。1933年，她參加了維也納國際鋼琴比賽的決賽。此前在柏林，她還在奧地利古典鋼琴家阿圖爾·施納貝爾（Artur Schnabel）跟前演奏過。評論家們為她早期的表演而狂熱。1923年，捷克報紙《波西米亞》（Bohemia）特别指出，愛麗絲在演奏貝多芬（Beethoven）的《降A大調第三十一鋼琴奏鳴曲》（Op. 110）時，對作品的演繹堪比德國鋼琴家威爾海姆·巴克豪斯（Wilhelm Bakhaus）。

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國并吞時，愛麗絲在學習肖邦（Chopin）24首練習曲的過程中找到了些許慰藉。丈夫利奧波德（Leopold）迫于納粹黨衛軍的要求，為猶太人社區組織工作，拟定“運輸”條例。但在1943年7月，他也被迫與妻子和襁褓中的兒子一起踏上了前往特雷津集中營的旅程。

愛麗絲·赫茨索默在特雷津的首次獨奏會是由奧托·紮克（Otto Zucker）組織的。他是集中營裡自治猶太政府的領導成員。當時，愛麗絲的兒子亦參演了作曲家漢斯·克拉紮（Hans Kraza）為身處集中營的孩子特别撰寫的歌劇《布魯迪巴》（Brundibar）。有時，愛麗絲還會在指揮家拉斐爾·思科切特（Rafael Schaechter）的指揮下演唱威爾第的《安魂曲》（Verdi’s Requiem）。不管母親、丈夫還有其他親人以怎樣凄慘的方式逝去，愛麗絲都帶着兒子在惡劣駭人的營房裡掙紮求生。

戰争結束後，愛麗絲·赫茨索默回到了布拉格，但她發現反猶主義已經占據了她的故鄉。最終經過艱難跋涉，她來到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音樂學院（Jerusalem Conservatory）教書，并且經常在音樂會上出現。

80年代，一切塵埃落定，愛麗絲在倫敦北部定居下來。她成為猶太音樂社區的老前輩，生活獨立，充滿幽默，始終強調樂觀才是她長壽的秘訣。“生活是美好的，特别美好。”2006年接受艾倫·拉斯布裡吉（Alan Rusbridger）采訪時，愛麗絲說，“當你越老，你就會越感激生活。”

愛麗絲· 赫茨索默1903年11月26日出生于布拉格，當時的布拉格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父親弗雷德裡希（Friedrich）是經營制造計重秤的富有工廠主，母親名叫索菲（Sofie）。愛麗絲在家中排行老四，有一個雙胞胎妹妹瑪麗娜/密茲（Marianne/Mizzi），還有三個哥哥姐姐。

愛麗絲母親蘇菲出身于一個癡迷于音樂的摩拉維亞人家庭，童年時期，她的玩伴裡赫然有其後揚名于世的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蘇菲後來還帶着年幼的愛麗絲參加了馬勒《第二交響曲》的首演（Second Symphony）。愛麗絲家還與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和他的朋友們有交往。在這個非宗教的猶太家庭，主導音樂的是著名作曲家德弗劄克（Dvorák）。愛麗絲出生時，老先生尚在人世。愛麗絲童年時期的布拉格，是日耳曼文化、捷克文化和猶太文化的大熔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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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的姐姐厄瑪（Irma）是她的鋼琴啟蒙老師，拉小提琴的哥哥常和她一起練習二重奏。她還上過鋼琴家瓦茨拉夫·斯捷潘（Václav Stepán）的課，而斯捷潘曾在巴黎師從于法國女鋼琴家瑪格麗特·朗（Marguerite Long）。愛麗絲彈鋼琴時，最頭痛的便是自己的身高問題，父親為此甚至特地花錢讓她做了一次骨骼拉伸手術。手術收效甚微，反而讓她承受了苦不堪言的折磨。自此，愛麗絲的身高再也未超過5英尺（約1.5米）。

她還記得一戰期間曾為哈普斯堡皇室（Habsburg）士兵織襪子謀生，當時通貨膨脹嚴重、饑困交加。一戰最終的結果導緻捷克民族主義的上升——随之而來的是反猶主義。盡管如此，1920年，她還是在布拉格上了德國音樂話劇學院（German Academy of Music and Drama），時任校長的亞曆山大·凡·詹姆利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是德國作曲家勃拉姆斯（Brahms）的學生。在那裡，她師從康拉德·安佐格（Conrad Ansorge），後者是匈牙利作曲家、鋼琴家李斯特（Liszt）在1885年和1886年最後一批高徒之一。

1924年春，愛麗絲正式迎來了自己的首場音樂會。當時，她在捷克愛樂樂團伴奏下演奏了肖邦的《E小調協奏曲》。音樂會座無虛席，引來近乎于轟動的狂熱好評。愛麗絲随後便定期在布拉格演奏，也有了一批固定追随于她的學生。與此同時，卡夫卡的出版商馬克斯·布洛德（Max Brod）也在朋友圈裡高度贊揚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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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愛麗絲受邀參加第一屆維也納國際鋼琴比賽。糟糕的是，她竟然忘記了比賽日期，隻能趕在最後關頭懇求組織者允許她延後一天演奏。愛麗絲最終進入了決賽，她有時也常常會想，如果那天的比賽能安排得更好，自己是否就能大獲全勝？

1939年3月16日，愛麗絲在瓦茨拉夫廣場（Wenceslas Square）目睹了德國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她記得當時開過來一輛敞篷車，車上站着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他舉起右臂，敬納粹禮。在接下來的三年裡，愛麗絲逐漸被剝奪了權利和自由。像其他猶太人一樣，她被要求在外套上佩戴黃色六角星。不久，她還被禁止教授非猶太人音樂學生。“一切都被禁止。我們不能買生活用品，不能搭電車，也不能去公園。”她回憶道。

1942年，愛麗絲72歲的年邁母親被驅逐出境，隻随身帶了一個帆布小背包，從此以後再也沒能相見。次年，愛麗絲和丈夫、兒子一同被送到特雷津集中營。他們還未出家門，鄰居和舊友就過來帶走了相片、地毯和家具。

囚禁期間，愛麗絲依然舉辦了上百場音樂會，從記憶中的肖邦練習曲中汲取力量。多年後回憶起集中營裡的年月時，愛麗絲依然記得，那個關押了成百上千名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的集中營是如何向外界傳遞假象的。“我們必須演奏，因為紅十字一年會來三次。”愛麗絲輕蔑地說，“這就是政治宣傳。”

當然，還是有些人保持着人性。有一次，愛麗絲一個被納粹軍官點了名，滿身顫抖的她不知厄運會否就此降臨，好在對方隻是對她說：“我從窗口聽到了你的音樂會。我也來自一個音樂世家，懂得一點音樂。我從内心感謝你。”

1945年5月，蘇聯軍隊最終将他們母子倆解救了出來。在被關押的1.5萬個孩子中，隻有300個幸存下來，愛麗絲的兒子就是其中之一。母子倆後來一同被送回了布拉格。愛麗絲的一場午夜音樂會後來通過捷克廣播在耶路撒冷播出。獲悉她還活着的消息，家裡人吃了一驚，特别是她的雙胞胎妹妹密茲（Mizzi）——她在1939年搭末班火車離開布拉格，逃到了巴基斯坦。

1949年，戰後反猶主義仍然席卷布拉格，共産主義也加強了控制。愛麗絲·赫茨索默終于與她的家人在以色列團聚。她在耶魯撒冷音樂學院當教員，學習希伯來語，重新開始生活。後來，她将那段将近40年的光陰稱為“生命中最好的時光，非常快樂”。

雖然在以色列人們閉口不談戰争，但1962年，當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情報機關逮捕後，愛麗絲的朋友、鋼琴家的司法部長吉迪恩·霍斯納（Gideon Hausner）還是邀請她見證了阿道夫的審判。“我同情他。”她後來如此評價希特勒的幫兇。

80年代，愛麗絲·赫茨索默再次感受到了孤獨和無助。許多逃過大屠殺一劫的直系親屬相繼離世，年輕的後輩則在國外闖蕩。

1986年，為了離兒子近些，她搬到了北倫敦的白賽資公園（Belsize Park）。在那裡，她開始在一所老年大學學習，每天遊泳20米，直至99歲。後來，愛麗絲的兩個手指漸漸失去知覺。但她并未就此放棄鋼琴，而是重新研習八指指法，繼續演奏。不管是獨處還是與朋友聚會，她都喜歡彈鋼琴——這些朋友裡包括在奧斯威辛管弦樂隊的大提琴演奏家安妮塔·瓦爾菲斯（Anita Wallfisch）。步入百歲之年時，愛麗絲還在推薦那些看望她的人吃魚、喝雞湯、聽巴赫（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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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的故事後來被瑪麗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和雷納爾德·皮埃斯基（Reinhard Piechocki）寫成《地獄中的伊甸園》（A Garden of Eden in Hell）一書，于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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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rden of Eden in Hell評價人數不足Melissa Muller Reinhard Piechocki / 2008 / Macmillan UK

同時，導演克裡斯托弗·努培（Christopher Nupen）還以她為藍本創作了兩部電影：2010年的《一切都是禮物》（Everything is Present，愛麗絲被塑造成一位溫柔的女性），以及早年的《我們期待光明》（We Want the Light）。本片則獲得了2015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