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戲劇性角度說，許一城的人物戲劇動作——【迫于保護文物的考慮，無奈将假包真的佛頭交給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寄希望于他們會好好保存，并笃定總有一天會完璧歸趙】在以42年的中國為背景的戲劇情境裡，無論是從哪個方面進入來看，都完全不具有合理性，和“八年抗戰就要結束了！”的邏輯犯了一樣的從當下感受構想曆史的錯誤。所以當故事以此作為起點，一切都荒謬了起來，全片都立不住。
文化表達上來說，雖然對主角所在的集團内部的矛盾有明确的表述，但沒有将不同日本人的性質作更加明确的區分，也沒有交代其變化的理由，曾經的敵人随着時間流逝好像自然地變成了突然醒悟的朋友，甚至直接成為集團外一起捍衛真理的夥伴，這樣混淆敵人和朋友的塑造，用民族國家的概念偷懶的結果就是：120分鐘過去，許一城依然是個漢奸，隻是從一個不被人理解的漢奸變成了一個被人理解的漢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