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年華》上映八周年之際，重溫了一遍這部影片。電影聚焦着處處痛點，又處處無力，無聲呐喊。取名叫“嘉年華”，但整個故事卻發生在絢爛之後，光鮮亮麗的外表下，人性的惡在悄然滋生。導演文晏對此也解釋過：“我們生活在一個像是嘉年華似的時代，無比光鮮，無比喧嚣。大家沒有辦法停下來，沒有辦法去思考背後的人和故事。我恰恰想講的是這些光鮮背後的故事。而且嘉年華字面有美好年華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可以用這樣的名字。”
12歲的女孩小文和小新被當地商會會長強暴，而15歲的女服務員小米目睹了這一切。電影并沒有直接表現小女孩受到侵害的過程，而是圍繞事件之後的劇情展開。影片開頭就展現了一座巨型的瑪麗蓮夢露的經典造型雕塑，小米逆着太陽光仰視夢露裸露的大腿與被白色内褲包裹的臀部，拍攝照片，表情急切中帶着疑惑，身後是小文小新在夢露的裙底下合影，拍攝的正是即将性侵她們的幹爹會長。
影片的鏡頭語言是其力量的核心。它像一個沉默的旁觀者，靜靜地記錄着一切。跟随酒店前台小米的視角，通過監控屏幕、門縫和走廊，窺見這個世界的碎片。當小文和新新被劉會長帶入房間時，鏡頭沒有跟進去展示暴行，而是停留在小米的臉上，停留在她清掃房間時撿起的那罐啤酒上，停留在她最終選擇删除監控錄像的動作上。這種處理，遠比直接呈現暴力更令人窒息。它精準地模拟了現實世界中大多數人的角色——我們可能是那個偶然的“知情者”，但在利益、怯懦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下，我們選擇了成為“旁觀者”。導演剝奪了觀衆在悲劇面前宣洩情緒的權利，迫使我們去直面一種更普遍、也更令人不安的現實：罪惡往往不是在黑暗中發生，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無數人的“看見”與“無視”的縫隙中悄然滋長。在平常的影視劇裡，幾乎所有鏡頭都是對準受害者拍的。但《嘉年華》卻以簡單的鏡頭帶過，通過監控視頻傳遞給大家這兩個女孩遭受了性侵這個信息，這一點讓我懂得原來拍攝這些鏡頭不一定得是粗暴的，不一定要展現受害者的痛哭流涕。
影片中多次出現的那座巨大的瑪麗蓮夢露雕像像是一個符号，它象征着被凝視、被消費的女性身體。從海邊的打卡點，逐漸被貼滿小廣告，到最後被拆除運走，仿佛預示着小文這些女孩的命運——從被崇拜的客體（青春的美麗）到被污名化，最終在社會的巨輪下被無情地碾碎和遺忘。
《嘉年華》的“平淡”叙事，恰恰是對題材最大的尊重。我們平常看到的影視劇裡，它拒絕将受害者的痛苦奇觀化，拒絕提供廉價的同情和簡單的善惡二元論。當律師郝潔四處奔波，當女醫生堅定地說出檢查結果，當小米最終騎着電動車駛向遠方，這些微小的光亮點綴在巨大的灰暗之中，構成了影片希望的底色。它告訴我們，改變并非來自一聲石破天驚的怒吼，而是來自每一個個體沉默卻堅定的選擇。導演選擇用一種近乎克制的“平淡”，來講述一個關于少女遭遇性侵的殘酷故事。然而，正是這種冷靜的紀實風格，讓影片積蓄了一種無聲卻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不是在講述一個“事件”，而是在揭示一種“狀态”——一個關于沉默、失語與旁觀的社會狀态。
直到結尾，甚至沒有給予觀衆一個期盼中的“正義勝利”的高潮。電影沒有給我們一個爽快的答案，但它留給我們的是一種持續的、難以排遣的沉重。這種沉重，正是它力量的證明。它像一面擦得锃亮的鏡子，逼使我們審視自身：當沉默成為幫兇，我們是否還能心安理得？在嘉年華般喧嚣浮華的世界背後，那些無聲的呐喊，我們，是否願意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