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總是捧着書、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班東，對妻子的選擇無比尊重，對于一切思想，既不貶抑，也不推崇。面對班東對獨裁者的正面質問，轄區的上尉含糊其辭，監視他的中尉義正言辭地回擊他資産階級的家世。

而班東的不妥協，并沒有表現在實際作為上。從祖先的日記、發瘋的嬸嬸的口中，班東逐漸摸清了家族的曆史和自己的身世（他是輝煌顯赫的西班牙殖民者後裔塞爾萬多·班松六世，同樣也是日本兵強奸母親的産物）。他也一面探望社區的盲人和帶領照顧他們的蘇格拉底般的老者、農場的鄉親、成為街友的哲學教授，一面嘗試領會現實的存在。在現實中，他既不正面回應農場中農民和工人的訴求，也不迎合獨裁軍政府的招安，他徘徊靜坐在公園裡，權力、曆史，皆是虛妄。

難道社會的分化是必然？不，盲者之首的老人一句“我們都是同性戀”的闡釋，拒斥分門别類的權力話語的壓迫。難道非左即是右？哲學教授在街頭的聖誕晚餐時道出"arrogance of knowledge and arrogance of ignorance" ，他說在此兩者中人們才維系和構建出自尊與自我，這并不簡簡單單是宗教的殖民過程中自我與他者的構建，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源動力。不論左右，他們各懷着傲慢，懷着他們為之奮鬥的理由——底層解放或自我利益，而這一切，西班牙家族的殖民史、宗教的極端和荼毒、共産主義運動的遊擊戰、軍政府的獨裁腐敗與草芥人命，都是暴力史，菲律賓的曆史，即是暴力的曆史。好吧，在黑暗的畫面、無數的靜默、回蕩着的祈願般的歌聲中，一切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