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國》開始，每年的國慶檔去看“國慶三部曲”，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今年的《我和我的父輩》，圍繞“父輩”這個主題，四個演員出身的導演都找到了各自不同的切入點和表達。
它有點像是結合了《祖國》和《家鄉》的特點——既有前者不同時代的時代特性，甚至是突破常規的悲情表達；也有後者那些幽默的喜劇類型，以及鮮明的地域性特征。
...在我看來，《我和我的父輩》其實不止“家庭親情”這一個關鍵詞，還有“時代轉折”與“人生選擇”，探讨的是三者之間互相交織的關系。
反觀四個故事成立的基點，都是設置了不完滿的、有所缺憾與矛盾的家庭，身處其中的孩子與父母，他們要處理缺失的情感關系。與此同時，他們又分别處在1942、1969、1978、2021這四個時間節點上，要做出各自不同的人生選擇。而這些看似由父輩們做出的選擇，又會反過來指引孩子們的人生道路，成為他們日後的職業方向。
四個故事裡，個人相對偏愛章子怡的《詩》和徐峥的《鴨先知》。
...章子怡初次執導，她的表達和野心，令人出乎意料。《詩》有着顯而易見的女性表達，以柔美蒼涼的視聽，搭配沉重細膩的苦澀情感。一個簡單的故事，經過多次小巧的局部反轉，顯出了多變的層次性。
1969年，正好處在人造衛星的攻堅時期。章子怡和黃軒飾演的是一對科研夫婦，他們在一個條件并不先進的實驗基地裡，參與研發新中國的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号的火箭發動機。
對于這個宏大的曆史事件，章子怡選取的角度，卻是聚焦于一個殘破的家庭。由于父輩的職業選擇，孩子們要體味不止一次的心碎與痛苦。
故事裡那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要面對親人的“死亡恐懼”。他不能知道父母的工作，無法從鄰居家的小孩口中得知父親的消息，隻能日複一日地希望父母不要死去。
極其悲情的故事，但被處理得有節制、有“一步步緩着來”的那種層次性，而不是強行煽情或者喊口号。
章子怡飾演的妻子，在意外發生之後強忍悲痛，回歸職業，同時擔任起“一家之長”。她沒有和男孩一起抱頭痛哭，而是用成年人的方式與他交流，告訴他自己也很有可能死，但和宇宙的浩瀚比起來，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宇宙是讓死亡渺小的東西”。這個角色對待生活絕對的現實主義，對待職業絕對的理想主義，是那個年代女性科學家的典型寫照。
...與此同時，對于親情的展現，《詩》的細節也挺豐滿，黃軒“打孩子”時擋着的腿、騎車時的回瞥和踉跄，菜裡突然出現的肉絲，以及最後互望的孔明燈，都是相當令人印象深刻的筆觸。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黃軒的表演，僅幾場戲，力度就出來了，精準地貼着這個人物做出了诠釋。
最終，《詩》表達了對第一代航天人的緻敬，也訴說了半個世紀後航天人的接力。最終出場，飾演女宇航員的海清，承接了這份輩際間的女性力量。太空先鋒們在落後、貧窮的年代裡走出了第一步，做出了無數的犧牲，他們的隐忍和痛苦需要被現在的人所銘記。
...《鴨先知》緊接着《詩》，時代轉到1978年改革開放，基調也迅速由苦轉喜。
徐峥在《我和我的祖國》的《奪冠》裡，曾經緻敬了一把曾經的滬語喜劇。《鴨先知》再次延續了這一風格，回到了《我和我的祖國》的那個石庫門老弄堂裡，将當時的上海市井還原得頗為到位。
《鴨先知》改編自真實的故事，講的是中國大陸第一支電視廣告的誕生幕後。1979年1月28日，上海電視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廣告業務”，并播出了參桂養榮酒廣告，這是我國大陸第一條電視廣告，由此揭開中國電視廣告史冊的篇章。
一個商業上的營銷故事，被徐峥講得是繪聲繪色，機鋒巧趣。從韓昊霖飾演的曉冬在課上《我的爸爸》的作文創作開始，一個锱铢必較又腦洞清奇的父親形象就躍然于我們眼前。徐峥飾演的趙平洋，是個典型的精打細算“上海小男人”，同時也是個有超前營銷頭腦的奇才。與他相對的是宋佳演的妻子，一個精緻可愛的“上海新女性”，刀子嘴豆腐心。
...令人驚喜的是，徐峥不僅把握住了喜劇在話語包袱上類型化的那些“小點子”，而且在視覺節奏、表演體系上也都有精彩的發揮。個人甚至認為，這是徐峥迄今最好的導演水準體現。
片中采用了大量的對稱構圖、複古色對撞，近乎強迫症式的以搖鏡來抖笑話，都是徐峥在視聽語言上的嘗試。這套嘗試适洽于這個故事本身，給它帶來了具有幽默感的視覺節奏。
與此同時，片中的演員表演也富有特色。主角們常常面對鏡頭進行戲劇性濃厚的表演，而一旁的路人們則常常面無表情地對其閃避，以這種反差來凸顯出一種天然的冷幽默。在公交車上父子的幾次廣告小劇場，讓人忍俊不禁。
如果說徐峥之前執導的作品中，更依賴于情節的包袱、演員肢體性的喜劇表演，那麼這次的《鴨先知》呈現得更為高級和優雅，也更具迷影色彩——我們能從片中看到對“大上海電影院”（如今的新衡山電影院）的緻敬、對滬語喜劇如《大李小李和老李》的緻敬，以及戲中人頻繁提到的拍電影、《追捕》、《祥林嫂》（《祝福》）、《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緻敬。徐峥将幾重緻敬疊合到了一起。
...而另外兩個故事，吳京和沈騰也做了自己擅長的事，表現出了他們的個性。《乘風》和《少年行》分别用戰争與喜劇類型，讨論了主題的不同面向。放在一頭一尾，也讓人心生感慨：戰争年代的戰馬與刺刀，在當下的和平年代轉變成了科技發展的力量。
從彼此唱和的角度而言，“國慶三部曲”在國家、家鄉、家庭的三種“家”之間，是一層層地往下建構，串聯起群體與個體的關系。
這些故事可知、可感，牽引出的是我們的集體回憶，以及潛意識裡的那份向往。正如片中的四個故事一樣，也許有着破碎與矛盾，但人們總是渴望彌合，渴望美好。
而它們最可貴的，則在于将重心放在“我”和“我的”，放在默默無聞又舉足輕重的無名者身上，放在時代幕布下由父輩、母輩們支撐的家庭角落。每個“小家”、每個人的選擇，最終構成了時代向前的推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