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杜拉斯而言，電影與寫作是勢不兩立的。如果說《綠眼睛》是寫作“謀殺”電影的兇案現場，那麼拍電影則是“對寫作的屠殺”，她認為這種屠殺也是電影最主要也最具有決定性的魅力，“電影的成功根植于寫作的潰敗”。看完原著之後再來觀看《情人》這部電影，我尤其能感受到這種文本與圖像之間的張力。閱讀小說時那些支離破碎、雜亂無章的記憶碎片被電影中兩人的愛情主線一一串聯，許多令人浮想聯翩的畫面也在電影中一一浮現。我不确定這被圖像固定了的文字是好是壞，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過渡到畫面的書寫似乎喪失了表達的幾千種可能性，隻能展現為一，然而圖像帶來的直觀審美體驗同樣激活了文本，為我們帶來文字所不能及的另一層面的豐富聯想和美的享受。
然而除了這種對立，我們也能夠感覺到影片将文字與圖像融合統一的企圖。片頭伴随着音樂的沙沙書寫聲，随之出現的寫作場景，悠悠響起的畫外音叙事以及此後不斷在影片中出現的“我”的叙事說明，都讓習慣了“飽和”的畫面和叙事的我們如同閱讀書籍一般去聆聽、去體驗、去想象、去觀影。這部電影如同一本配有插圖的徐徐打開的書，而我們在那個鬓已斑白、面容蒼老的女人充滿滄桑的講述中，靜靜觀看着這動态的插圖。
相較于小說文本意識流的文字叙事、碎片化的書寫方式，電影無疑好懂許多。在書中，杜拉斯喃喃自語的回憶雜亂無序，傳統的叙事結構被打破，倒叙、順叙、插叙多種叙述手法交錯其中。她默認讀者已經是個熟人，對于首次提及的人物和事件毫不交代，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随意轉換，亦不解釋這些“他”和“她”究竟是哪個“他”和“她”，她隻是徑直往下講。一些作為陌生人的讀者對此當然大為不解，看得是雲裡霧裡、滿頭霧水，熟悉她的人則會心一笑，直點頭表示，興之所至，汪洋恣肆。
書中愛情和親情的篇幅旗鼓相當，而在電影中，親情則淪為愛情的背景，成為一個“法國少女與中國闊少在西貢發生的凄涼動人的愛情故事”，也就難免會有人會評價它不過是一個俗套言情片故事。這無疑也是電影對于寫作的屠殺。沒有讀過原著的人，恐怕難以理解兩人初遇時男人“直打顫”的手，這絕不是搭讪異性時的緊張，因為他已經有過上千情人，這是種族歧視極為嚴重的殖民曆史背景下，中國情人對于自己膚色的深深自卑。早熟、獨立、貧窮的15歲法國白人少女與懦弱、寄生、多金的32歲中國男人之間有着多重錯位，兩人誰也無法占據絕對的強勢地位，弱勢與強勢在雙方身上交替出現。請客的男人在少女家人面前仿佛是一團會說話的空氣，餐桌上沒人同他講一句話，少女的母親甚至在他付錢時發出詭異的大笑，而回到那個充滿嘈雜人流聲的昏暗的單身公寓，男人對少女伸手便是一巴掌，随之而來的則是強暴。然而她表現得很淡定，隻是問道：“這次值多少錢”？膚色、金錢、年齡以及性别多個要素交織在這愛情當中，以至于兩人終究還是錯過。
當潮水褪去，回憶翻湧而來。那頂平檐黑寬飾帶的玫瑰木色男式呢帽，鑲有金條線的高跟鞋，磨損嚴重而幾近透明的茶褐色真絲連衫裙，黑色利穆新轎車裡的那個緊張怯懦的中國情人，明亮放光的天宇下仿若上天旨意般的肖邦圓舞曲，她後知後覺已然如水消失在沙中般消失于曆史的愛情。一樁樁一件件，她口口聲聲都是為了錢，他也不信她有愛，她太小，他也無法帶她走，他如此無力而絕望，他不知她為他哭。直到面容爬滿皺紋，他給她打來電話。
是我。她一聽那聲音，就聽出是他。他說：我僅僅想聽聽你的聲音。她說：是我，你好。他是膽怯的，仍然和過去一樣，膽小害怕。突然間，他的聲音打顫了。聽到這顫抖的聲音，她猛然在那語音中聽出那種中國口音。他知道她已經在寫作，他曾經在西貢見到她的母親，從她那裡知道她在寫作。對于小哥哥，既為他，也為她，他深感悲戚。後來他不知和她再說什麼了。後來，他把這意思也對她講了。他對她說，和過去一樣，他依然愛她，他根本不能不愛她，他說他愛她将一直愛到他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