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及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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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電影《隐入塵煙》以過億票房收官，這部講述兩位農村邊緣人物苦難的電影一上映票房便持續高走，良好的口碑帶來有力的後勁，取得了超預期的票房。然而電影的評論兩極分化，有人說将殘忍的苦難詩化，是對苦難的誤讀與不尊重，有人說，一部可以記錄苦難的電影是難得的。《隐入塵煙》大賣的背後，藏着一份中國人對苦難叙事的熟悉和親切。
苦難叙事不僅在電影中得到了成功，在小說作品中也備受青睐。近年來，《活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書寫苦難的文學作品在小說暢銷榜名列前茅，它們大多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作品，其中《活着》的銷量至今已經突破2000萬冊。
溫情叙事和苦難叙事常常如影随形，在溫情叙事的包裝下，苦難成為了一種我們非常容易接受的叙事題材。然而在剝離了溫情的包裝，苦難本身究竟還剩什麼？為何苦難叙事的作品會在中國有如此寬闊的市場？都是值得我們力圖求索的問題。
1、我們最熟悉的兩種苦難叙事
在我們的環境中，最常見苦難叙事結局無非是兩種，一種是“勝利式”的，主人公排除萬難，最後戰勝了苦難，取得了大快人心的勝利，劉媛媛的演講《寒門貴子》便暗合了這種最典型的範式。另一種是“溫情式”的，即使主人公一再承受不可抗的苦難，仍以一種達觀和寬容的心态對待命運，這便是《活着》中福貴的故事。
然而這兩種叙事無一都回避了更複雜的現實情況。于苦難之外，這一類叙事沒有再深一步地對造成苦難的原因進行結構性的反思，于人物之内，單調的叙事無法寫出一種更複雜的心靈上的苦難。
如果整個社會的階層固化讓寒門無法再出貴子呢？如果「福貴」不想開呢？其實隻要我們多想一步，便不難發現這是一個封閉式的叙事陷阱。你隻能在一種巨大的文化慣性中徹底接受這種叙事，毫無回旋的餘地。這種封閉性叙事，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性是毀滅性的傷害。
然而就算我們已經對此種封閉式的苦難叙事報以警惕，你如何能徹底地否認這種溫情，徹底地否認這種苦難呢？我做不到，因為當我想這麼做時，我們自己身上的文化慣性狠狠鞭笞了。為什麼我們能一次又一次從苦難叙事中得到滿足感？因為将苦難作功勳，仿佛是我們最常品嘗的安慰劑，雖然沒有刮骨療傷的決絕，但至少止疼。這種安慰的效果源于麻木和逃避，而非終極解脫。
......演講中的劉媛媛
2、苦難叙事是給誰看的？
前段時間火遍全網的“二舅”視頻很快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适，這種不适來源于這個視頻的受衆很明顯在制作時就指向了城市中正經受“精神内耗”的年輕人們。其标題道出了一種投喂的意圖——投喂對象正是城市中在承受另一種苦難的年輕人。這個視頻有着明晃晃的服務對象，苦難在這種服務的關系中，全然淪落為了一種消費品。
如果有意去觀察這一類視頻的視角，不難發現一種他者化的凝視。一份叙述有沒有尊重被叙述者真實的聲音，還是隻是一廂情願地将他人的苦難掠奪成自己的素材展現，用心感受其實不難發現其中的區别。身份對調一下，有多少人會願意自身的苦難被制成供他人把玩的安慰劑呢？
在消費苦難的過程中，對被叙述者“人性之美”的贊美，往往像一種綁架。這一類苦難叙事的主人公往往在漫長的對苦難的忍受後得到了贊美。苦難叙事的鏡頭是有選擇的，如果說經曆了許多苦難仍保持樂觀态度的故事是值得歌頌的，那被苦難擊垮的人是否就意味着不值得被記錄和看見呢？是否人在苦難面前隻能有唯一這一種達觀的态度？
如果你在苦難面前哭泣了，如果你不夠達觀，如果你無法忍耐，那對不起，這種苦難叙事的贊美是不會落在哭出聲音的人身上的。逆來順受像一句不痛不癢的贊美，帶不來任何對苦痛人生實際的補償，卻可以作為美德牢牢綁架住身在其中的人。這樣看來，對于苦難的贊美的另一面其實極殘忍——它要求人苦痛卻不能發出聲音。
毛姆已經告訴我們，苦難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會讓人變得心胸狹窄，苦大仇深。一味歌頌苦難教化人承受的作品其内核何其脆弱，經不起任何更進一步的推敲。
3、為何苦難叙事在中國有如此巨大的市場？
人在苦難故事面前，往往會浮現恻隐之心，這種浮現讓我們可以處在一種善良的心境中，這種對自身善良的察覺讓我們感到溫暖、舒适、安全。因為樸實善良是在中國老百姓家庭中最基本的品質。當苦難叙事和溫情叙事聯合在一起時，一種來源于中國人家園的熟悉的記憶被撬動了。苦難和善良聯合在一起，成為了最能赢得人心的流量配置。
可是這種組合的故事，主人公在這樣的苦難面前始終是被動的，善良往往又暗含着一種不反抗，他們讓善良的人承受巨大苦難，最後再通過極其煽情的筆調贊美這種善良，在贊美的糊弄下，曆史虛焦了，悲劇合理化了，真正的矛盾被回避了。這樣的叙事對苦難缺乏任何最基本的反思。
...魯迅說過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魯迅做到了他自己筆下那種真正的猛士，他寫祥林嫂的苦難，寫閏土的苦難，是連帶着将他們背後的結構一齊牽扯出來的，一樣他都不躲避，他以筆為劍，将造成這些人苦難的原因追問到底。
魯迅那樣反思苦難的叙事非常好辨認，然而關懷苦難和消費苦難之間本質的區别在哪裡呢？我思考了很久，積攢了一些具體的區分經驗。首先我們可以覺察的是叙述者與被叙述者之間一層隐形的權力關系。一個故事的叙述者是誰？被叙述者是誰?他們或許是同一個人，或許不是。這種叙事關系是否公平？被叙述者是否有充分的主體性？叙述者有沒有虛焦某一些部分？都是可以思考的。
好的苦難叙事，觀衆是能通過許多細緻入微的呈現看見苦難的肌理的，這個時候苦難就不再作為符号存在，而是實實在在的過程，被深切地看見，被真正在乎。這個時候苦難不再是任何事物的工具，它們隻屬于苦難的承受者本人。
單從“如何看”的選擇上，我們就已經能感知不少。一份叙述視角背後的是功利心還是慈悲心，是傲慢、不忍還是抵達一種清淨的無情，都會以一種微妙的氣象滲透進這個故事的質感裡。其中有太多微小的可以區分的部分了，我們都說不出那是什麼，但是當我們看見它的時候，我們能感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