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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甜面人（來自豆瓣）
來源：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216603/
1999年的除夕夜，黃宏對着幾億觀衆自豪地說出“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2017年，來自東北的作家雙雪濤的短篇小說集《飛行家》出版，其中的一篇小說《刺殺小說家》中出現了一個角色，叫九藏，他19歲，在1歲多一點的時候，他失去了父親；2021年的大年初一，電影《刺殺小說家》上映，主人公路空文操着一口四川話出現在觀衆面前，從他身上，看不出任何東西，一個很幹淨的男孩，就像這部電影一樣。可是，有些東西畢竟被抹去了，無意義之意義被替換成了實在的意義，波德萊爾說：誰相信意義，誰就會因意義而死，或被埋沒在表象的諷刺中。
如果說電影有從小說中提煉出什麼的話，我想隻有雙線并行的結構了。雙雪濤本篇的行文風格脫離了地方語境，反而比較貼近他所崇拜的村上春樹和博爾赫斯，這種雙線的結構在村上的《1Q84》和博爾赫斯的許多小說裡都見到過，迷茫的主人公更是典型的村上風格，當現實世界和小說世界不斷交錯，博爾赫斯的感覺就跳出來了。
總體來說，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在叙事的完成度上都是可圈可點的，主人公在終結影響現實的虛幻的過程中，充當了推動虛幻世界前進的要素，不知不覺現實和虛幻互為因果，最終走向盡頭。
那麼決定電影上限的不同之處在哪裡呢？那就是人物和隐喻兩方面了。
電影的開頭，一片荒郊野嶺中，雷佳音啃着沒有味道的方便面，特寫切到他的臉，一種隐忍負重的信念感油然而生。他找了他的女兒整整六年，雖然導演絕口不提他經曆了什麼，但他還會持續不斷地尋找下去，這就是他存在的意義，一個單薄的父親形象迅速被勾勒出來。
“我想去看北極熊”。
小說的開頭，“我”對迎接我的律師這麼說。
那是在雲南的一個小旅館裡，應該是第四個年頭了吧，吃過晚飯，坐在床上看電視，忽然放出了日本動畫片《阿拉蕾》，我看了一會，聽見自己腦中的什麼“刺啦”一聲冒出一股青煙，伸手在臉上摸，發現眼淚已經流過了下巴，鼻涕也出來了，而自己完全不知道。拿起電話打給妻子，一連打了三十幾個，沒有人接聽，我跑出門，看到街上有一個過街天橋，于是跑上去從上面跳了下來，沒有死成，骨折了幾個地方，鼻子也摔塌了。從醫院出來之後，我把号碼辦理了停機，再也沒有和妻子聯系過，自己一個人在中國閑逛，總是睡不着，有時候也打一點零工，隻是我這個年紀，能勝任的零工很少，賣過房子，也在搬家公司搬過家具。直到剩下最後一點錢，我發現自己已經回到了家的附近了。
“于是，我非常想去看北極熊”。為什麼是北極熊？我不得而知。
文字的特點在于情感的隐秘和混沌，路陽沒有辦法，也不想把這份隐秘拍出來，所以他選擇了擁抱意義，用最直觀的方法來塑造人物。可能有人會說這就是類型片的做法，路陽沒有問題，但别忘了上文中我僅僅比較了一個開頭，在影片裡，雷佳音的情感狀态從頭到尾都并未發生變化，且影片結構也全靠女兒的動向來推進，從開頭的被迫接下任務（阿拉丁集團開的尋找女兒的條件）到從人販子口中得知女兒已經死亡再到從小說裡看見女兒複生的希望，這一連串無聊單調的轉折，可以說是再低級不過的劇作了。我也更不清楚那個投擲石塊的超能力究竟是在幹什麼，可能就單純地為了讓動作場面變得更好看又好操作一些吧。
而在小說中，前半段現實和小說的聯系并不緊密，單數章是現實，雙數章是小說，仿佛兩條平行線。小說家小說裡的女孩兒也叫小橘子的情節出現在三分之二處，整個小說的第五章，本章還有另外一段情節對應着現實和小說世界的聯系，即小說家跛腳母親的出場，與他小說中有着殘疾右腳的主人公母親形成對照。第六章往後，小說和現實的界限分明被打破，最具感情色彩的描寫出現在第七章，老闆要求“我”盡快殺掉小說家的時候。
”我看了兩遍，用火柴把紙條點着，扔在紙簍裡。小橘子出生的時候，貓一樣的大小，隻知道大聲地哭，不讓人睡覺。妻子知道我嗜睡，一旦睡不好，第二天沒法正常思考，常會犯些莫名其妙的錯誤，就讓我睡在沙發上，她自己和小橘子睡在一起，每天夜裡起來抱着她在房間裡輕輕地走。有時候我半夜起來小便，會聽見卧室裡蹑手蹑腳的腳步聲，小橘子最喜歡爸爸還是媽媽呢？妻子輕聲問。小橘子隻是哭，不回答。哭的話，就是喜歡媽媽了。小橘子于是繼續哭下去。突然有一天，小橘子學會了笑，她在妻子的懷裡看着我，用手指着我的臉，笑了，說：pia。然後更加娴熟地笑了起來，pia。我正要去上班，穿着妻子早上熨好的西裝，眼淚流了下來。妻子說，怎麼了你？我搖搖頭說：走了。推開門走到街上，看着清晨的街道，我想，願意一輩子為你們奮鬥。一輩子為你們奮鬥。我爬上床，脫光了衣服，在老漢的鼾聲中睡着了。”
第八章，本應發生在小說世界，但“我”和小說家的對話構成了本章，收尾的第九章，本應是現實世界，卻變成了小說世界。紅衣人從天而降，斬殺赤發鬼，小橘子扭頭看着紅衣人說：“爸爸，這麼長時間你到哪裡去了”，沒有什麼所謂的維持正義，沒有什麼戲劇化的覺醒，一切自然而然地發生着。
再說小說家，這個人物很有意思，他身上的虛無，在于不真實，在于他背負了一座城市的宿命。第二章小說中的九藏幼年喪父，時間段恰好是1999年的下崗潮；他與“我”初次接觸的時候，把自己比作不冒煙的煙囪，在很多描述地域的作品中，大煙囪都是工業城市的象征。他對自己的命運這樣形容：本來是順着階梯向上爬來着，突然掉進了一口井裡，不是不能出來，而是再也不想出來了，或者說，甘願過井下的生活，其他事情都了無意義。我要做這件事，我的一生隻能做這件事，我清楚地知道這個事實，也許你不相信，我聽見在遙遠的地方有一個聲音在跟我說話，你這個人到了這個時候，隻能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存在了，你被選中了，别無選擇了。我真的聽見了這個聲音，所以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也隻好這麼做。
寫小說的過程，就是複仇的過程，他要向什麼複仇？當然是殺父仇人。那麼誰是殺父仇人？是赤發鬼。赤發鬼是什麼？小說的結尾告訴了我們：這時赤發鬼的身上發出轟隆隆的聲音，坍塌起來，石塊，污水，臭氣，從霧裡面湧出來，四面八方流去。終于停止了，從霧裡面滾出一顆頭顱，常人大小，上面長着蓬亂的紅發，一雙眼睛睜着，不再轉了，嘴閉成一條細線，右臉上有一道紅亮的刀疤。
石塊，污水，臭氣，這是工業化的典型副産品，而它的外在是沾滿了污垢的佛像，宗教的衰落和人的異化有着必然的聯系，這些東西在電影裡并未出現，甚至連小說家的籍貫都被篡改了。
至于赤發鬼，也就是電影中的老闆，小說中的老伯，都是一種權力的象征，分割成13塊的京城直接對應國有資産的分割。所以小說家父親的死和他有關，但并沒有直接關聯，電影中做了直接關聯的處理，有着落了下乘，但對監控的反思和諷刺倒是很恰當的改編。“我”也在複仇，但“我”的複仇并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民意，小說中是這樣寫的：于是六隻手同時向赤發鬼的臉上伸去，赤發鬼扭頭便跑，健步如飛，向廟後面跑去，那裡有一座小山，霧還沒有漫到那裡。剛跑了一步，紅衣人已經擋在他的身前，朝他伸出手。赤發鬼大叫一聲，張開雙手亂揮，紅衣人站在他身前看着，并不着急上前，隻是看他把雙手揮得像風車一樣。血霧漫了過來，霧裡面發出隐隐的喊聲，像是幻覺，如同夜半窗外的風聲，似有似無。血霧到了赤發鬼的腳邊，赤發鬼好像被誰抓住了腳踝，一下給掀了跟頭，喊聲近了，不是一個人的喊聲，是無數人的喊聲，似乎在為那一掀相互叫好。赤發鬼馬上翻身爬起來，向紅衣人沖過去，想要突圍而走，可是剛一邁步，又被掀了個跟頭。喊聲又起，其中夾雜着拍手的聲音。赤發鬼複又站起，大口喘氣，腳邁不動了，隻是張開雙手站着，傾聽霧裡面的動靜。
這就是為什麼雙雪濤的小說帶着宿命性的悲劇的原因，第二章有過叙述，赤發鬼的産生依托于民意，為之受難的也是民衆，一個無盡的輪回。
快到最後了，就點個題吧，為什麼說電影的設定更像死亡筆記？因為它從根本上否認了個體記錄曆史的必然性，并把它簡化成滿足臆想的工具。小說家如何創作不再重要，隻要電腦上能夠出現文字就好。
在短評裡，我說“雙雪濤小說的好在于鄉土情節提供的宿命性的悲劇指代，不在于戲劇化的互文結構，所以本片的改編思路從根本上就是有問題的。雙雪濤是那種真正的“離開東北，你什麼都不是”的小說家，所以我們能看到影片中的路空文的作品之拙劣和不堪入目，原著中的蕪雜心緒和耐人尋味的對白也不見蹤影，隻餘隐藏在幕後不死的工業機器日夜無休止地運轉。”
本想以此視角寫一篇稍微像樣一點的影評，可是到最後還是寫了一大堆不知所雲的垃圾。感謝能讀到最後的友鄰，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