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部電影讓觀衆在兩個小時後，思考的不再是劇情的跌宕，而是“人該如何存在”的終極問題時，它便超越了娛樂，成為了一次靈魂的叩問。印度電影《妄人妄途》（Maareesan）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以一樁連環殺人案為引，最終抵達的，卻是一個關于愛、遺忘、救贖與傳承的，極為溫柔而堅定的彼岸。

一、祛魅英雄：從“蝙蝠俠”的質問開始

影片一開始就面臨一個尖銳質疑：這位行動遲緩、笨拙平凡的印度大爺，憑什麼以暴制暴？他沒有蝙蝠俠的财富、體能或智慧，更不具備任何制度性授權。他的暴力，既無法撼動結構性罪惡，也無法阻止下一次侵害的發生。

正因如此，《妄人妄途》成功避開了超級英雄叙事的浪漫陷阱。維拉尤達姆的殺人，不是為了“伸張正義”，甚至不是為了“複仇”——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為在社會層面毫無意義。他隻是在回應一個已無法回應他的人的最後請求：“先生，請救救這些孩子。”

這是一種愛的殘響，而非理性的裁決。

二、記憶消逝後，理想成為最後的錨點

影片真正的轉折點，來自那句令人心碎的台詞：
“她忘記了曾視為自己一切的丈夫，卻唯獨記着要為那些受侵害女性伸張正義的理想。”

阿爾茨海默症，這個殘酷的設定，是整部電影的哲學基石。它以一種最殘忍的方式，擊碎了“愛能克服萬難”的天真幻想。當愛情、親情随着對方記憶的消散而化為泡影，一個理想主義者還剩下什麼？

答案是：清冷的、殘破的現實。

那個曾經滿眼都是他的姑娘，此刻拿着她忍着劇痛收集好的證據，一臉陌生又格外堅定地對他說：“先生，拜托請救救這些孩子，請殺了那些壞蛋……”

這是何等荒唐的請求？一個被遺忘的丈夫，要去完成一個陌生“妻子”的理想。我們隻看到一個偷偷抱着門外柱子失聲痛哭的男人。那一刻，他明白，妻子已經不在了，隻空餘一副軀殼。而他接過的，是這副軀殼裡唯一燃燒的東西——理想。

阿爾茨海默症抹去了“丈夫”這一身份，卻保留了道德理想——說明在妻子心中，正義早已内化為存在本身，甚至超越了親密關系。而維拉尤達姆接過這份理想，并非出于信念的認同，而是出于對“她是誰”的忠誠。

當他抱着門外柱子失聲痛哭時，觀衆看到的不是一個冷血殺手，而是一個被愛遺棄、卻仍試圖通過行動與逝者保持聯結的孤獨老人。他的每一次扣動扳機，都是對“我為何活着”的一次回答。

三、存在主義的荒誕與自由

“屠殺”與“複仇”有着本質的區别。

複仇，是向外的，尋求一種平衡，隐含着“我曾擁有美好，被奪走了，我要奪回來”的邏輯。

而維拉尤達姆的屠殺，是向内的，完成一種确認。他自己也深知，他的殺人行為對社會無甚意義，他并非想代天行道。當被問及為何殺人時，他的回答冷酷得令人戰栗：

“他們樂于性侵，我樂于殺人。”

這剝離了所有道德僞裝。他不是在尋求對等，而是在陳述一個事實：我找到了我的存在方式，就像他們找到了他們的。在那一刻，他和那些惡人，都成了在荒誕世界裡，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去“存在”的人。

他為什麼殺人？

我猜他會如此回答：“不為什麼，我隻是想做點什麼，既然妻子拜托了，我覺得我應該回應她的請求，做成了也好，做不成卻也無所謂。”

這正是加缪筆下“荒誕英雄”的寫照。當宇宙的沉默和現實的荒誕壓垮了他時，他選擇了一個純粹的、無目的的、僅僅因為“我想做”的行動。在這個行動中，他擺脫了“被命運抛棄的丈夫”的标簽，成為了“行動者”本身。這種“踏實和真實”，來自于他終于從一個被動的承受者，變成了一個主動的、賦予自己行為意義的主體。他殺的不是人，是他内心的虛無。

維拉尤達姆的旅程，本質上是一場存在主義實踐。
薩特說：“人被判自由。”
加缪說：“在無意義的世界中堅持行動，本身就是反抗。”

他深知世界荒誕：愛人遺忘他，制度縱容惡，行動注定無效。但他依然選擇行動——不是因為有效，而是因為“這是我的選擇”。那句“他們樂于性侵，我樂于殺人”，表面冷酷，實則悲怆。它不是道德宣言，而是對荒誕世界的戲谑回應：

既然你們以惡為樂，那我就以殺為答。
不為改變世界，隻為在虛無中劃出一道屬于我的痕迹。

這與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何其相似？明知巨石會滾落，仍一次次俯身——不是希望成功，而是拒絕被荒誕壓垮。

四、編劇的慈悲：達雅與精神父子線

值得稱道的是，編劇并未讓維拉尤達姆孤獨地沉入虛無。他設置了達雅這一角色——一個油嘴滑舌、偷摸成性的混混，在旅程中被老人的沉默與執念悄然“擦亮”。達雅的轉變并非突兀的洗白，而是在目睹老人脆弱與堅持後，自然生長出的責任感。

這條“精神父子線”構成了影片最溫柔的底色。當維拉尤達姆戴着手铐，看着完成蛻變的達雅，無所顧忌地笑着時，我們看到的不是解脫，而是确認：
“我的荒唐，有人看見了，也接住了。”

這讓人想起《海賊王》中希魯魯克臨終前的名言：
“人什麼時候會死？是被世人遺忘的時候。”

隻要達雅記得那個抱着柱子痛哭的老人，記得他為何殺人，維拉尤達姆就從未真正死去。

五、結語：荒唐間的踏實與真實

影片最終展現給我的感覺：
“我的經曆是如此荒唐，我的行為也同樣荒唐，隻是，荒唐間我從未如此踏實和真實。”

在這個被功利邏輯、規範話語與時間焦慮圍困的世界裡，《妄人妄途》提供了一種另類的生存可能：不必合理，但足夠真實；不必被理解，但忠于内心。

編劇的“心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深沉的慈悲——他不忍讓理想主義者徹底湮滅，于是給了他一個回響，一個火種。而這份火種，或許正是我們在現實荒原中最需要的微光。

人生真是一件美好的事啊——哪怕它荒誕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