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王佳芝愛上了易先生，所以最終放走了他。這個說法有道理，可太大，又太窄。它太簡單地得出武斷的結論，太急切地追求一個圓融但片面的環，忽略了恨欲交織的複雜人性，忽略了宏大叙事與自由選擇、動靜之間的緊張張力。
...易先生跌跌撞撞地跑下樓，箭一般地射進了車廂，轎車揚長而出。王佳芝茫然地走在街上，看着商店櫥窗裡展示的禮服。黃包車終于來了，一個洋溢着微笑的年輕的小夥子，車把上還有轉動着的風車。王佳芝警惕地四下看了看，人流還是緩緩地穿行着，似乎什麼都未曾發生過。
黃包車夫：回家？
王佳芝：唉
可何以家為？山河破碎，狼煙四起；母親早逝，父親在英國另娶，舅母百般刁難；心上之人滿口家國大義，卻不敢承擔拿走她初夜的責任；黨國早已将她列入犧牲名單；她披着“民族大義”的油彩，一朝縱敵，功虧一篑。
......
...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提出，人并非被預定義的“物”，而是通過自由行動不斷塑造自我本質的“存在”。這種否定先驗意義的立場，消解了将人視為工具（如宗教、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強調主體性必須通過個體選擇實現。從這個意義上，王佳芝遭受了一種對其主體性的蹂躏，從人格上，她被周遭的環境視為實現政治目的之手段，進行觀念的灌輸和自我意識的剝奪；從身體上，不僅引誘易先生的終極目标即是獻祭其作為武器的肉體，這把武器的“鍛造”過程（剝奪其初夜），亦昭示了王佳芝被強加的鮮明客體性。
...正如薩特所說，他者的凝視将主體異化為客體，但真正的自由需通過反抗這種異化，在“為他存在”與“自為存在”的張力中，堅持自我定義的權力。換言之，主體性需在對抗中覺醒。王佳芝的縱敵，即是自我主體性的覺醒和反抗，她不是泯滅人性的武器，不是斷情絕欲的工具，而是具有自我意識、具有主體性的大寫的人。或許為了壓抑心底這種最本真的渴望，她順從了外界對她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踐踏，并以宏大叙事的精神慰藉去說服自己。但事實正如我們所見，這種本能性的渴望，弱小但頑強，像埋藏在萬年堅冰下的火山，像平靜水面深處湍急的水流，可被壓制，卻不能被抹殺，總有一天，會以一種決然之勢噴湧，颠覆整個心緒。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話》中指出，人類對意義的渴望與世界的沉默構成根本沖突，此即“荒誕”。王佳芝被命運摹刻勾勒成一條擱淺在淺灘的死魚，被“大義”等康德口中的外在價值掏空軀殼後，活活吊死在半空。我們每個人都渴望活得像一朵為自己盛放的花，或者因自己明媚的狗尾巴草，是花是草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朝聖在追尋自我意義的道路上，追索自己的“神性”，而非被作為沒有意識的祭品，被獻祭給任何神靈。
我相信王佳芝呼喚過，但世界對此保持沉默，使其陷入“荒誕”。
...承認荒誕是起點，拒絕用宗教或世俗信仰（如家國主義）自我欺騙，意味着拒絕成為意義體系的奴隸。這種反抗體現在兩個向度:第一，不屈服于虛假意義，如《局外人》中默爾索對司法謊言的漠然。亦如王佳芝的縱敵，對外界強加給她的終極目标的決然反叛。第二，在無意義中窮盡體驗，如唐璜式的感官投入。亦如王佳芝與易先生床笫間的生死纏綿。《反抗者》中，加缪将個體反抗升華為對普遍人性的捍衛，反對任何以“曆史必然性”為名的暴力。真正的意義構建需在個體自由與共同體價值間保持平衡。經常思考為什麼喜歡民法，以前總是以為是對民法外在體系之形式邏輯的迷戀，可能今天才意識到，是被民法的實質價值觀所吸引，正如哈耶克将私法描述為社會交往中自我生成的正當秩序，亦正如孟德斯鸠的警示箴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光中，每個人都是整個國家。”今天，我亦願為“王佳芝”發一聲憐惜的歎:
社稷托明主，安危寄婦人。
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将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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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豔明媚的花蕾在曆史夾縫中被浸滿時代透入骨髓的凄苦和陰冷，就像上海淪陷區的天空永遠懸浮的那層鉛灰色霧霭霾霾。李安如此悲憫地看着她綻放又凋零。當電影帷幕落下，鑽戒的光芒與槍口的硝煙一齊散盡，我亦不得不如此壓抑地承認，所謂背叛，或許是靈魂窒息前最後一次誠實的呼吸。
王佳芝最後對易先生的那兩句:“快走，快走。”讓我想起，武松血濺鴛鴦樓後，于蜈蚣嶺胡亂試刀殺了偷情的道人，再面對那個婦人的時候，也說了兩句“快走，快走。”
細下琢磨，原來亦都是一回事，是自我意識的短暫覺醒和反抗，前者即将被沉沒在大義的漩渦和沉重曆史背景的積壓之中，被壓得粉身碎骨；而後者，其殘存不多的人性已将要被人間太歲神的匪性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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