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對情欲自主的追求（與沃倫斯基的戀情）是對父權規則的挑戰。但這種反抗仍依附于男性——她将自我價值綁定在沃倫斯基的愛情上，未能建立獨立主體性。上野千鶴子指出，父權社會允許男性擁有情婦，卻以“通奸罪”處死女性。安娜最終被剝奪名譽、孩子、社交圈直至生命，正是制度性懲罰的極緻體現。安娜缺乏女性同盟。其他女性因恐懼或利益對她疏遠，反映父權制分化女性的策略（上野所謂“女性厭女症”）。小說暗示安娜隻有三條路：
回歸卡列甯（精神死亡）
做沃倫斯基情婦（喪失尊嚴）
自殺（肉體毀滅）
無論選擇哪條，父權制都赢。

《安娜·卡列尼娜》的偉大之處，在于它無意中成為父權制謀殺女性的證詞。安娜的悲劇不是個人過失，而是結構性的必然：
制度剝奪女性的經濟/身體自主權；
社會道德淪為規訓女性的工具；
連“愛情”也無法提供救贖，因其本身被父權邏輯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