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沒有妹妹的線，但十分飽滿清晰地延伸父母和自己三條各自生長又緊密互動的線，兩個正逢世界節點的年輕人從開始就走上不同的道路（妙在還真的抓住了一段爬山中的轉喻），母親身體力行地與父親的途徑對抗和對話、如何受性别歧視環境的影響、到走上女性主義社運、參與社運的過程又同時影響着女兒。而父親，一個立志從内部改造政治的青年随着被體制的不斷遷移的被動、越靠近權力中心反而越發沉默，面對鏡頭時堅持着自己不能表态，但當攝影機交到他手上時，藏在攝影機後的提問反而能顯出一些真心。正好和女兒的動線相反——關于持攝影機的人該如何與父親，也幾乎是與社會/政府對話的過程（也許會到詢問自身的作品也不少了，但她家庭的天然條件讓這個詢問直接與公共社會挂鈎），從躲在攝影機背後的被動，到被母親推動下的改變，metoo經曆又讓其返回到曾經不能問出口的問題的餐桌，三次與父親的正面“對話”，也應和着Arum作為一個紀錄片作者對攝影機使用的進步和個人的前進。
作為出生在前總統公審和選舉日、又生于兩個有志而殊途的青年家庭的少女，Arum天然地踩在了敏感于政治演進、歡欣和對抗式的生長線上，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這部區别于那些浮在“政治會影響個人”的簡單口号的作品、真正具體地銘記了政治、民主是如何深深嵌入在家庭與個人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