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对“《鬼书》一片是反精神分析或反克莱因”的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大体来说，精神分析理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在文艺作品的解析中。《鬼书》中的路径相对克莱因中的“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路径有所不同，但这是从不同方向对于精神分析的一种演练。

对于巴巴杜，我的想法是巴巴杜对于Emilia和Samuel有着不同的形象与形成方式。首先，基于这是一个超现实的、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主观的形象讨论，影片前半段的巴巴杜以Samuel的视角，后半段以Emilia加以描绘。对于儿子，他在出生时就失去了父亲。对于他来说，这既是一种匮乏与欠缺，也简要地完成了俄狄浦斯式的“弑父”。但如此之弑父并没有主动性，在幼儿时期的想象中，反而他的出生会与父亲之死建立直接关联。这种“愿望成真”并没带给他快乐，反而带给他毁灭性的恐惧。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父亲来对他进行“象征性阉割”，他必须独自面对母爱中那种吞噬性的、阴暗的一面。巴巴杜对于Samuel来说，是他潜意识中父亲形象的部分。完整的父亲应该是兼具规训与爱的，但现实中他并不存在，迎来的归的便是暴虐的、原始的象征父权之父。

对于母亲，她失去的是丈夫。巴巴杜的形象更难解释也更加复杂。在片中我们能见到母亲抵抗巴巴杜，也能见到母亲类似巴巴杜附身之残暴。巴巴杜更类似于她对于自身坏客体的分裂，或是一种谵妄。但友好的和解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片中的巴巴杜仅是被关在了楼梯下的地下室中，或许在来年的同一时段巴巴杜又会复现，但总有某些创伤之于人生挥之不去，达成共生也不失为一种对自身精神世界的部分整合。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巴巴杜，正如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