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和《活着》里的福贵在精神内核上极其相像，即使不是傻人有傻福，也至少是只有愚者才能活到最后。福贵自始至终都没有抱怨过国家，而阿甘本来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有这个机会，也让搅局的军官把话筒给掐掉了。二人都是国家意志的拟人化造物。

愚者的命运不能以彻底的悲剧结尾，即使他们身边的人屡遭不幸，他们自己也要毫发无伤地走到最后一刻，否则，国家意志所坚持的东西就会被推翻。

与此同时，阿甘和福贵不应有权利和能力去思考自身的命运，否则他们就会从纯粹的国家意志之中剥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毕竟，只有人才能思考，抽象化的意志是无法反省自身的。

既然这个意志需要道成肉身，才有办法去说理，那么它最好的代言人就该是一个只会行动、无法自省的工具人。他们在创造历史，且不能被历史损害。一旦被损害，他们就无法对自身的伤口视若无睹，而不得不问出一个为什么？

身边的人被损害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自身的安然无恙就已经验证了对于国家意志的纯粹执行可以得到奖赏，即使这种奖赏是不真实的，寓言化的。

阿甘没有美国梦，他只能说他想这样做便做了。同样，福贵也只能重复“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活着”这样一句人生格言。他们对自身命运的合理性的论证都是同义反复的。

阿甘和福贵的自由意志已经和国家意志融为了一体，他们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抽空。新造的人长什么样呢？一个是有着智力缺陷的痴呆，他很会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并不出于本意，而是来自于一个个命令和祈求；另一个不是痴呆，但同样有着极强的忍耐能力。他没有阿甘那样的积极成就，他的成就都是消极的，即以保全自我为出发点的成就，尽管这种自保，也并不是出于自我意志。

两个新造的人，两个被抽空的人，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是励志的，或者是揭示人生奥秘的。国家的历史在他们身上一刻不停地发生着，他们就是国家历史的本身，但与此同时，这个历史的脑前额叶被切掉了，由此变得温顺，安分守己，人见人爱。

一个无法真正开口讲述“自我”的主体，是无法让你感受到真正辛辣的讽刺意味的，因为它都不会去主动暗示，自己实际上在遭遇什么。阿甘没有问过这个孩子是不是亲生的，福贵也没有多过问一句是谁把妇产科大夫给害得狼吞虎咽的。他们只是接受，之后还是接受，再然后依旧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