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触这部剧之前，我也看过许多基于真实历史发生的故事，改编成为电影也好、剧作也罢，在既定的历史走向面前，拍摄者们无法改写结局，于是他们大多致力于把重点放在歌颂死亡——宏大的配乐、漫长的镜头、牺牲者极具冲击感的死状或意义明确的特写，都好让观众将画面刻在脑里，与这段历史链接起来。创造作品的目的就这样达成了，且屡试不爽。
而在如此大样本的重死铺垫下，算导却将《反人类暴行》中的死亡表现得很轻，轻到有时候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个角色居然就这样死去了，轻飘飘，像一片羽毛。

剧里那个1940年的哈尔滨，死是什么呢？
是防疫给水部门前由满盈变空荡的车厢；
是黑死病患口中的血沫和天理村冲天的火光；
是从舞台滚落到地板上的一颗头颅；
是被拖走的司机无用的求饶和一声枪响；
是生吞下的刀片和雪原上的“蚊子血”；
是四方楼里渐弱的歌声和墙上的字迹；
是与日军交锋后散落的血肉和残肢；
是沾血的相机和崩塌的冰冷湖面；
是身体临终前的痛苦抽搐；
是断气也不会闭上的眼睛。
是佟长富，是陈汝平，是埋葬他们的万人坑；
是每一页移送名录，和片尾数不尽的遇难者姓名。
在算导的镜头里，死是迅疾，是泛泛，是不经意，是尘埃落定，是观众感受不到冲击却后知后觉的钝痛。
死就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反人类暴行之下，足够平常，才给人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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