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紀錄片記述的是楊氏家族在黔北的興衰史，曆經700餘年，因為算不上朝代更替史，所以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政權史。但沒想到的是，就是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地方武裝史中竟然有影響人類史的事件，更有很多映射和影響朝代興衰的事件。中國曆史是世界史中的一塊拼圖，而楊氏興衰史又是中國曆史中值得人深思的一塊拼圖。
...自古以來，多山地區易守難攻，因道路不通，政治文化相對獨立，因耕地有限，很難形成輻射性效能的經濟中心。希臘城邦也是此類地形，因為對其征伐的不經濟性，所以很容易形成割據政權，最終更容易形成邦聯制。黔北川南地區也是如此，廣言之，中國西南地區均較适用于土官制這種松散、間接統治的政治模式，中國大一統的朝代中“一國兩制”甚至“一國多制”是自古以來伴随中央輻射能力強弱的常态化制度安排，每個朝代均在中央集權的同時，伴随着偏遠地區的民族和地方自治制度。這部紀錄片其實就是土官制度的縮影。土官制度，曆經元朝之前的羁縻制，元明時代的土司制，最終消失于清朝的“改土歸流”。土官制伴随的是土地的地方所有與官位的世襲制，雖在政治上隸屬中央，但行政機構和組織方式可以保留很高的自治權。土官制體現了中央政權控制能力的延伸，是行省制的補充，以明清為例，中央直屬管轄的地區差不多，而從羁縻面積來講，由于蒙古和西藏地區，清朝完勝明朝。羁縻制與附屬國制度相似又有所不同，現代中國已經沒有附屬國，而古代中國曆朝曆代都有附屬國制度。對附屬國實行的是冊封制度，從商周年代就存在中央冊封這種封建制度，隻是一種文化合衆體或文化圈的概念，其中以中原王朝為家長，以其他附屬國或稱仆從國為被安撫和控制對象。與羁縻制度不同，附屬國冊封制中，中央政權一般不幹涉其内政，如果被冊封政權被推翻，依中央實力強弱可選擇重新冊封新勢力或者保護原冊封勢力。而羁縻制生于秦漢，興于唐宋，對于西域各國，由于民族或文化原因，無法直接納入集權行政體系，采取設立羁縻州府，并附屬于都護府的管控模式，納入國家之内又保持地方自治，類似于英邦聯制中的英國本土和英聯邦屬國，但不是被派總督，而是首領世襲，享有比英聯邦國家更高的自治權。土司制比起羁縻制受到中央政權更加深入的控制，這種制度得益于道路交通的提升以及文化的更加趨同，土司制下首領雖然還是世襲，不是中央下派，但被納入官員體系，定官職官品官級，可獎懲升降。實際上，冊封制、羁縻制、土司制、行省制都是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之間的控制關系體現，以控制力不同加以區别，除了人事任免（如首領任免、底層文人科考），還涉及兵事（如征調）、财政關系、禮事（如朝貢、納稅）、刑事（司法），等等各方面。
由以上可見，地方政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處理好與中央政權之間的關系，從楊氏政權來講，權力的獲得來源于中央政權的授權，無論中央政權如何更叠，都需要處理好其賴以生存的“名正言順”的問題，唐、宋、元以及大部分明朝時代中，楊氏一直處理很好，這不僅涉及首領個人，還會涉及整個家族。楊氏政權的實力來自于門閥，但得到土地後能獨立于中央政權更叠之外，自成體系。這對于地方政權來講是很不容易的，其核心就是“事大”主義。從紀錄片可見，地方政權在建立初期似乎是靠自身實力在地方打下地盤、紮穩腳跟，但地方原勢力的反抗不是緻命的，中央的授權才是具備決定性的。在存續各時代中，固然内政非常重要，需要開荒，發展農業和興修水利，需要民族融合，減少内在矛盾，需要強軍，建設國防工程，但最需要的還是加大與中央政權的關系，比如納入宋朝的科舉制度，參與宋朝的抗蒙體系等等。楊氏政權最輝煌的時刻也是因為其幕僚冉琎、冉璞參與著名的合川釣魚城戰役，此戰讓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曆史。由此更加體現了地方政權的榮辱與中央政權息息相關。最終，明萬曆年間，因為明朝官場政治鬥争以及楊氏領主的意氣用事，楊氏地方政權不能屈就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僚欺壓，最終釀成在萬曆三大征中家族隕碎的悲慘命運。
鐵血興衰史中也可思考如今很多國際問題和地區政權獨立問題，無論小國還是地方自治機構，都需要在自身利益與大國利益之間找到平衡，不可一味強調自身立場或主權利益。世界整體上還是強弱叢林秩序為本質、互利共赢的文明秩序為外現的社會秩序。任何忽略中央政權或者忽略周邊大國利益的做法，都将在曆史中得到無情的、無論道理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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