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大名，可能也算不得大名。 幾年前某個失眠的深夜，電話那頭的人說，小學時候被老師放過這樣一部電影。所以，我隐約知道跟教育有關，隐約知道跟他生長的那座城市有關。并且憑借着自己對基礎教育的偏見，覺得大約是那種刻闆的宣教的粗糙的産物。他也沒有繼續講什麼，既沒有安利，也沒有避雷，那個句子平靜得就像“今天吃了白菜”。
最近開始看，是因為另一個江西人說，如果她有孩子，她希望小孩像坨坨一樣善良又能吃，但也很怕他會受壞人欺負。正好劇荒，片長也不長，于是在我們從郊外回來之後，我打開了這部電影。
碰巧，最近在讀《置身事内》，原來啞謎一樣的“土地财政”，原來高中政治課堂上三駕馬車裡的“投資”，原來服務型政府的前身，是那樣。我太習慣了，就像共和國史的課堂講述大型廠礦企業、全民所有制，對我而言是少見的不存在任何理解困難的曆史事實——因為我生長在那樣的城市，那樣随着工業化空降在中國土地上的城市。在生命的前17年，我見過最舊的房子是工人新村，我見過最糟糕的居住環境是一家三口兩室一廳。我至今記得，2016年的夏天，坐高鐵去武漢，興奮地看着窗外，對爸爸媽媽說：“原來這就是雲無心以出岫！”甚至一點都沒有想到那個地方是劉鄧大軍挺進的大别山，更不會想到那裡赫赫有名的希望小學。很多年之後，他坐京滬線穿過華北平原，也非常興奮，用相機拍下一望無際的原野——我司空見慣的景觀、完全無法理解的興奮。
很好看，形式和内容，都很好看。但我長大了，清楚地知道山明水秀的審美背後意味着什麼。我想起他說過年很忙，連從外婆家去姨婆家都要開蠻久的車。我理解不了，因為平原的農村是擁擠的群居。電影開頭不久，易明堂找人幫忙拉孩子，木匠婉拒，說手裡的活很多。我在《去有風的地方》裡第一次知道木雕，也在劍川跟司機師傅打聽遠近聞名的正宗劍川木雕應該到哪裡看。高海拔的強紫外線下，他黝黑的面龐說不清是嘲弄還是歎息：“我都會啊，後來下崗了，下崗就跑車。”這是機械複制時代的抒情詩人嗎？秀秀的媽媽打工賺錢，秀秀家住了新的磚房，磚房裡再也沒有木雕的痕迹。就像那個地獄笑話，山西的古建多，因為山西經濟落後，山西沒有鋪開基礎設施建設，山西沒有本錢大興土木。特意看了一眼abstract，說幼兒園開在祖宅裡，多漂亮的木構，可當聽到“至少需要一輛車接送”，易明堂的第一反應卻是“車至少要四五萬，這個房子就算賣掉，一萬塊都不見得有人要”。我特意用宜春和啟明星做關鍵詞檢索，21年的時候确實還有這麼一家幼兒園，小朋友們的自我介紹，配圖的背景已經是司空見慣的高層小區了。我在期待什麼呢？如果那樣的建築真的保存下來，對住在裡面的人來說，未免過于殘忍。似乎它們的使命是被觀看，可是如果大面積都隻是發展旅遊業，它會像另一座城市。黃山上各種東西都很貴，我做了攻略，備足了水和食物才上去。下山的路上——甚至不是完全下山，隻是往下山索道走——卻看到許多并不年輕的挑夫。旁邊的遊客竊竊私語“這麼累，還不如去打工”，可是爸爸說黃山的GDP倒數第一就是因為為了發展旅遊業舍棄工業。兩個月之後，我跟老師說，那一幕讓我非常難過，掏出手機，找出偷拍的照片。老師非常無奈：“你沒見過20年前的樣子。”
遙望南方，我以為南方隻是意象。打開地圖，點擊駕車，居然是筆直的高速。想起畢業那年去廣州考試，非常奇怪高鐵為什麼要折到武漢。當小桌闆打開，從舷窗往下看，原來那就是我畫了很多年的東南丘陵。凝定，是說幼兒園的外牆刷着初代标語。即便不考慮記憶裡的紅色橫幅，在鄉下見過的也是“神州行我看行”“要想富先修路”。2007年從宜春到深圳，又是怎樣的基礎設施建設呢？
初中課本的第一篇是一首現代詩，寫得不算多好，叫《在山的那邊》。11歲的我見過的最高峰是那座小小的丘陵，那座城市的房價幾乎和等高線圖重合，離海麼，也十分遙遠。去深渡那天，我從黟縣（也許是歙縣？）下了高鐵，左拐右拐，最後搭了一輛不知是中巴還是小巴的客車。在深渡的中心，大廣告牌上，“首付一萬起，買房沒壓力”。民宿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接待我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她問我住不住得習慣，說氣候實在潮濕。我說，我很喜歡這裡，隻是交通太不方便了。“已經好很多了，現在通了高速，要是之前——”之前怎樣呢，之前就是課本上的“走出大山”嗎。
很喜歡電影裡呈現的女性群像。2007年，是超級女聲方興未艾。周末的晚上，姐姐們在我家，我們一起看直播，她們用零花錢給投一條一塊的票。李響想去打工，她才初中畢業，被父親攔下，來到幼兒園。她說，她要回學校，去考師範，去學幼師。2007年。2007年從中專畢業的女孩子真的還有打工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嗎。地母一樣的中年女人，是抱怨但教書做飯的馬老師，是嘴上嫌棄實際端去一鍋米飯的大嫂，是在深圳打工寄錢養家最後女兒不識、丈夫背叛的劉斌，她們沉默的勞動托起了家庭，托起了夢想（但她們會用這麼輕盈的詞彙嗎）。秃了頭的易文才帶回來即将滿19歲也即将做媽媽的安徽女孩擺酒，我不想猜她是不是作為李響的打工對照出現。她講着比我更地道的方言，我當然可以用考據的思路反駁——她怎麼可能去深圳打工，是上海不好還是江浙滬缺廠。她成年了，可依舊是個孩子。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在沒有醫療和法律保障的情況下，她生了一個孩子，除了那個男人，一切都是陌生人，甚至全是“南蠻鴂舌”之音。他說得輕巧“她跑了，我要把我老婆找回來”，可這公平嗎，她沒有能力為自己的将來做決定，也沒有必要把自己的将來賭在那樣的異鄉。打工給女人帶來了什麼？劉斌的出現和她的包，正如20年前我對洋氣和時髦的刻闆印象，所以一廂情願以為這是衣錦還鄉。她掙到了錢，錢還了家裡的債，蓋了新的房子，可離婚的時候“你扒一層走啊”，離婚之後“我沒有告訴我娘家人”。
電影的最後，“爸爸媽媽為什麼去打工”“為了給你買好吃的”，不禁失笑。留守兒童何止一代。高中的時候人文地理講人口遷移，老師問，遷移的動力是什麼。我說，為了更好的醫療和教育條件。他大笑：“你真以為可以嗎？”15歲的我真以為是那樣。00年代，袁州區在編教師易明堂一個月掙1000塊，在深圳打工的男男女女一個月三四千。十年前，我讀過許多社會學調查，說大城市用與他們創造價值并不成比例的報酬買走了他們的青春他們的汗水，我以為那是二元體制不可避免的時代落寞。但從另一個角度說，啟明星在區裡，易明堂騎着車就可以帶秀秀去汽車站見即将遠行的劉斌。城和城，本身也相去甚遠。放眼今天，大廠和996的出現，我們真的更幸福了嗎，我們真的得到了我15歲以為會得到的東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