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的原文結尾是給讀者留下遐想空間，而李滄東的則是深化了矛盾沖突的尖銳性。

依舊延續了小說的創作手法，遊走于現實與非現實，真實與虛幻之間。剝橘子是幻想，不要想橘子在這裡，但表現出來的卻是吃橘子的感覺；燃燒倉房是現實，燃燒殆盡又歸于虛無，不存在過。兩者互相聯結構成文本的斷裂性，不确定性的問題。而導演更加入了井從不同人口中具備不同的存在性，而深化了問題的疑問性。主角也從跟蹤倉房燃燒進度過渡到跟蹤Ben的行蹤，及海美的下落，将前文的偉大的饑餓巧妙結合在一起，追尋那生活的意義，卻反映出落空和虛無的意義，背後實質問題也指向了富人在擁有物質豐富後那精神荒蕪境地，及邊緣女孩失蹤遭受社會遺忘。導演沒有明确給出救贖之路，而是将鐘秀父親埋下的憤怒機制遺傳及兒子，在曆經種種社會性的問題，将憤怒逐層積累，在到達臨界點後，刺向這個社會上層，用Ben燃燒倉房的行為，反過來落得燃燒的結局，是導演極為之巧妙處理的一筆，配合那冷峻的配樂，極具寒意的畫面，形成一個冷酷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