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聽語言與叙事風格

電影作為一門視聽的藝術，視覺語言和聽覺語言二者缺一不可地構成了電影的語言。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電影的聽覺語言的表現力不如視覺語言那般豐富，但在《惠子，凝視》裡，聲音這個元素可以說受到了三宅唱導演的重視和豐富地體現。

影片開始不久我們便可注意到在拳擊館第一次出現時，裡面各種器械使用時的摩擦碰撞聲、拳套擊靶聲輪替出現，相互疊加，猶如富有節奏韻律的協奏曲。從開頭惠子咀嚼冰塊聲，相機翻看相片時的按鍵聲等細微處的聲音，到室外列車駛過的轟鳴聲，廣播聲等嘈雜的環境音，都可看出導演在音效處理上的清晰性、豐富性與層次感，給觀衆營造了豐富且飽滿的聽感，但這似乎與主角惠子作為聽障人士卻存在着矛盾感。在我看來，導演想在某種程度上去強化觀衆作為正常人的日常聽覺感官體驗，從而讓觀衆反過來去更加深刻地體認到惠子在其日常生活工作和訓練比賽的失聰世界，以此來深化對惠子的認同感，讓觀衆更加準确地去進入到惠子的心理狀态。

在數字拍攝時代的今天，《惠子，凝視》則是采用16毫米膠片所拍攝而成的，這也使得影片的質感有别于普通的數字影片，其色調和光影更加柔和協調，在視覺呈現上散發出一種帶有顆粒感的複古迷人的氣質。在影片穿插的空鏡中，我們也感受到了導演鏡頭和構圖下東京荒川街區、河畔的動人靜谧的景象。

在2010年三宅唱的長片處女作《無用的人》中，導演完全甩開了電影的叙事核心，用幾乎是實驗電影式的白描手法刻畫了一群在北海道的大雪中生命力勃發的青少年形象，這部從未正式發行過的影片是新世紀以來日本獨立電影最重要的作品。八年後，《你的鳥兒會唱歌》采用了更精緻的影像和更專業的演員，但依然跳過了成套路的故事線路，而用情緒化的筆觸繪制了三個青年人的電影肖像。三宅唱的影片符号表意性幾近于零，但卻極為擅長将人物的行動和姿态魅力作為扣人心弦力量的源泉。

而拍攝于後疫情時代的《惠子，凝視》，導演似乎沒有延續其前作去社會或時代語境的特點，但三宅唱仍然以其紀實性的風格，用平靜、輕盈、克制的鏡頭向我們展現了主角惠子的日常、訓練和比賽生活，讓人物的姿态表情、情緒狀态在其純粹的影像中綻放、延展蔓延。

《惠子，凝視》不像《憤怒的公牛》、《百萬美元寶貝》、《百元之戀》等其他同為拳擊題材的電影一樣，擁有熱血沸騰、驚心動魄、反轉刺激的精彩的、戲劇性的類型故事和視覺奇觀。從視聽角度來說，追溯到标杆性的初代拳擊片《憤怒的公牛》，大部分導演在拍攝拳擊題材時，都偏愛使用高速搖動鏡頭、手持特寫、主觀視點、逆光仰拍、快速剪輯與跳切、環境靜音的慢動作、大量觀衆反應鏡頭、拳手入場長鏡頭、高潮前的閃回等等高度類型化的表現手法。

而在本片中，三宅唱反類型反傳統地使用了大量的固定鏡頭，客觀平實地記錄惠子訓練時和賽場上的拳擊場景和真實的狀态，拒絕了在視聽快感上多加手段的修飾，讓觀衆自身的感受力被放大擴展，自發地去捕捉純粹影像中的那份生動、真實與感動，這也體現出了導演的表層影像的叙事風格。

另一方面，客觀、真實、平等地記錄事物的攝影機，不僅是人們主觀肉眼對全球化、資本化、商業化的規避、過濾和反抗, 更是人們内心的博弈,對意識形态的無聲的反抗。齊格弗裡德·克拉考兒指出:“電影描繪的是易于消逝的具體生活,這才是電影的真正食糧”,在齊格弗裡德·克拉考兒的眼中,電影應該是具體的生活現象, 例如街上的人群、熱乎的飯菜等。

聯結與存在

先天患有聽力障礙讓惠子與外界人群産生了難以逾越的表達和交流的隔閡，這也導緻了惠子内心的孤獨沉郁，處于一種封閉的狀态，片中惠子也說到“就算說出來，也總是要一個人面對”。生活在沒有聲響的世界裡，惠子遭遇了種種不便：在便利店結賬時無法理解店員簡單的溝通；面對在街上不小心發生的身體碰撞後路人的責罵隻好無措地低頭匆匆離去；夜晚站在河邊放空卻因交流障礙被警察誤認為要輕生；賽場上聽不到裁判的讀秒和教練的指示。

面對與世界的隔閡、内心的孤獨與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孤立的惠子，拳擊是她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聯結，證明自己存在的途徑和宣言。通過拳擊，缺失父愛的惠子遇到了沒有子女的拳館會長，二人之間構成了某種父女似的關系。惠子對會長的信賴，在其身邊總會流露出自然融洽的狀态，在會長身上找到了她所缺失的依賴和安全感。

由于疫情的沖擊，再加上會長自身衰老和病情的惡化，年代長久的拳館不得不面臨關閉。周遭環境的變故，惠子陷入艱難抉擇，拒絕了教練給她尋找的新拳館，對自己是否繼續維持職業拳擊手的身份産生了動搖。

影片中最動人的一場戲，當屬惠子夜裡走向拳館要向會長遞交退役信，但卻發現會長在聚精會神地觀看、研究着自己的比賽錄像，惠子意識到自身障礙并不會成為所有人的累贅，而自願放棄和退縮才會讓關心愛護她的人失望。她和會長站在鏡子前，面對着鏡中的自己有節奏地左右出拳，昔日的艱苦訓練和同甘共苦似乎又在眼前浮現，惠子眼中飽含着熱淚，嘴角露出了久違的微笑。

惠子從頹喪失志到重燃信心滿懷希望，周遭環境變故的打擊卻因拳擊使惠子走出了隔絕他人的困境，與身邊的人産生了更加堅固的聯結，那曾經閉合的日記本也向他人展開。

聽力障礙者和酒店保潔員的雙重身份似乎把惠子推向了社會大環境的邊緣處，角色的“失語”讓其認識到了面對現實的無力和行為的無意義。在這沒有答案的世界裡，惠子找到了拳擊這項武器，去探索着自身的價值，去賦予自己生命的意義，通過拳擊為渺小的自己向世界發出呐喊的存在宣言。

影片的結尾，曾為賽場上的對手以同樣平凡的工人形象與惠子相遇并表達了自己的敬意，和惠子一樣我們看到了個體在這充滿未知和荒誕的世界裡的努力探尋與前行，一種溫熱的生命力量也在觀衆心中汩汩湧出，也與惠子一起在黃昏暖陽中的坡道向着陽光繼續向前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