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過去要做什麼，過去的東西都要淘汰了”，影片裡姨婆這樣說，但層累的情感的矛盾應該這樣化解嗎？空洞而沉默地面對過去，是最為粗暴殘酷的方式。
·鏡頭前的不可言說
導演面對與母親這麼長時間的彼此沉默和隔閡，想通過攝像機的媒介讓她有了隐身在攝影機背後的機會，在把自我對象化的時候往往會擺脫深陷其中的不自在和對話的焦慮，從而能夠講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會表達的問題，看似稀松平常但在這個家庭中呈現出來的日常對話是需要鼓氣多大的勇氣，才能去揭開過去烙下的創傷和屈辱，“什麼都不說，反而讓我們記得更清晰，一直都被困在這裡沒有真正離開過”，相比于女兒更為自覺地迫切的有些許安全屏障的袒露，對于母親來說是更為困難的，習慣性的要選擇回避，仿佛不去面對孩子就不會存在那些問題，因此要刻意疏遠從不會有情感表達，她在另一個情感空間裡可以用另一個異于母親的身份生活，她說她領養了兩個小孩，她說結婚是因為和當時的女朋友賭氣，這另一重自我是生活裡為數不多的亮色，這也是紀錄片中很明亮快樂的一段，她在女朋友面前會變得非常多情溫柔，會給女朋友用手洗衣服，會叫她們寶貝，會發自内心地笑。
這種情感訴求和表達真實而令人心酸，人怎麼會生活得這麼複雜，她不會選擇跟女兒們說起自己這些事情，她一次次地要拒絕鏡頭拒絕交談，并不是真的不愛女兒，不是她情感能力欠缺，是她缺少一種交流表達的通道，“有些話就是放在心裡不想說，不想說有的沒的”，她不知道該如何去表達自己的這樣的生活，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是社會塑造的情感結構本身就是一種扭曲的缺失，就像導演在采訪母親家人的時候，面對母親性向的問題都連忙說“我不知道，你知道這些要做什麼”，然後趕快轉移到下個話題，似乎想通過避而不談徹底抹殺掉令他們無法理解的生活，而母親在這個環境下肉身遭受着壓抑，隻能用一種消極性的傷害性的方式在一起生活，當然不僅是有關同性失聲這一個單一特定的維度，還涉及到傳統的倫理、父權制下女性身體的他者化、中國代際家庭間的溝通理解方式、身心感受的表達方式、對人和個體生活的理解這一系列社會史精神史問題，所以這個電影文本的呈現其實是一種非常具有質感的觀察，細讀文本的過程能碰觸到很多個體之外的面向。
·以日常為通道
但人總是有過上真正幸福的嶄新生活的向往，導演用長久影像追蹤的方式試圖呈現一種化解的方式——日常對話。以紀錄片作為媒介展現出人是可以突破這樣的結構，這對于導演來說是一種救贖和解脫，對于觀看影片者來說也備受鼓舞。
該如何進行關懷的有溫度的祛除矯飾的日常對話，如何建立一種順暢的通道重新打開理解的空間，從而獲得新的蓬勃向上的可能性，回到人與人最純粹真摯的關系上來，這或許是對于層累附加過多符号的當下需要反思的問題。日常對話中包含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意義，包含着對身心感受的回應，包含着人與人倫理關系的建立，不論是整個社會還是人文領域都需要培力一種堅實飽滿的日常生活，而當下肉眼可見的日常感的喪失，日常對話的空洞化符号化，日常語言的尖銳對立，快速的情緒沖撞和語言快感表達，已經讓人不再耐心于在日常中理解人心，而事實上多少家庭需要這樣的日常對話，這其中折射的問題足以令人深思。
·民主化過程的長久努力
在導演和這一代台灣人的努力下，在紀錄片中能看到一個更富含自由度的對人本身尊重的富含倫理關懷的社會，像導演和她妹妹的孩子，小時候會覺得阿婆沒穿裙子就是男生，長大後阿琳在臉書上貼文章，“每個人都有談戀愛的權利，有沒有差為什麼反對”，這是台灣民主化的曆程，累積很多寶貴資産，四十年來民主化的過程使得今天的台灣有新的認識，社會内部的人即使族群歸屬、政治價值不同，都要承認對方有合法合理存在空間，這是今天台灣社會珍貴的特色，是民主化珍貴的結果，是集體學習的經驗。
這種民主化不僅是政治上的，還是倫理上的情感上的，影片最後能夠看到一種新的努力。
看這部私密性很強的紀錄片時也有着自己的私密感受，交織着痛苦、感動、迷茫，也曾面對最親密的人之間的沉默和傷害，如果真的想要解決，習慣性的逃避和轉身離去是無效的，需要鼓起勇氣去彼此坦誠、承受着裸露的風險，放棄已有的根基建立在脆弱之上的成見，面對代際間的人與人之間的難以跨越的隔膜和不同的價值感意義感來源，能勾連彼此的又是什麼呢，該怎麼去面對這樣的錯位，在長長久久的含混吞吐中，或許最真切的是那聲以感歎号結尾的“我愛你”，那些過去的屬于一部分我的印記就像那些老照片一樣，該拿出來放在陽光下晾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