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隻能依靠路人不時施舍一個馍馍果腹的瘋子，四處遊走訴說着麥子失語的苦難：對鐮刀、麻雀、磨。
麥子幾乎貫穿了整部影片，從最初的播種到最後的收獲，從印花到最後的麥穗。可以說，麥子與馬有鐵的故事自始至終都因為“土地”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和麥子的直白比較下，馬有鐵得出結論：“人長着腳總能走來走去的，總比種在地裡的莊稼和菜強多了，糧食種在地裡就哪兒也去不成了，風吹日曬的，生生死死的”。在馬有鐵看來，人比麥子好，沒有了鐮刀、麻雀和磨，還能四處走着。然而生長紮根在土地之上的馬有鐵和麥子一樣，都難以離開這片土地，正如他在城裡的樓房中疑惑地問道：“驢、豬、雞在哪裡住呢”。
而馬有鐵和曹貴英的“失語者”身份再次從身份層面與麥子進行了架構聯系。馬有鐵和曹貴英都被視作家中的負擔，即便是事關自己的婚事，兩人都被排斥于話語中心之外。可以說，無論是就家庭身份還是社會身份而言，兩人都身處邊緣地帶，仿佛隻能“順應”一切。對馬老三的順從，對搬離老屋的順從，打好的泥磚被忽然來臨的大雨毀壞的順從，這些順從恰時的和“鐮刀”，和“麻雀”，和“磨”關聯在了一起。
從種下小麥到長出秧苗再到收獲；馬有鐵播種、施肥、收獲、打麥，一切都按照時序的轍道前行，從不停留。長出芽的秧苗被不小心鏟掉後隻能成為了其他麥子的“肥料”，長成的麥子成了馬有鐵和曹貴英手上的印花、手裡的馍馍，土地裡自然生長出的“生死觀”帶着命定般的秩序被克制而殘忍的暴露于鏡頭之中。
而導演更是利用馬有鐵的結局将這種秩序與生死進一步聯系，暗示人與麥子——失語者的反抗。馬有鐵的最後一場戲是在他自己建好的新房中，桌上點着一支白色的殘燭，放着一個供奉的香爐，裡面插着幾乎燃盡的香燭和一瓶農藥。“後人不吃，先人不得”，馬有鐵顫着手吃下曹貴英墳前的雞蛋貢品，混着對曹貴英的憐惜，凄然赴死。當他躺在床上，胸口的起伏開始加劇時，導演沒有讓我們見證生命的離開，而是将麥穗放在鏡頭前，鏡頭逐漸朝着窗戶推進，突破了窗戶框的束縛。
瘋子訴說着麥子的苦難；曹貴英不想把腳種在地裡；馬有鐵說人有腳可以四處走，所有人都明白麥子的苦難和人生的苦一樣，但所有人，所有物終究還是被困在了這片土地上。麥子沒辦法反抗鐮刀、麻雀和磨，但馬有鐵違背了時間的秩序，帶着麥穗離開了土地。
導演将麥子的生長作為情節線索貫穿整部影片，将麥子作為重要道具呈現于諸多鏡頭之中，麥子成為失語者的身份替代者，成為了馬有鐵和曹貴英最忠實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