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攝像機》由邁克爾·哈内克導演，影片講述的是著名電視主持人喬治，他的妻子安娜與他們的兒子皮耶爾的平靜生活因家門口撿來的詭異的錄像帶，這錄像帶撕破了平靜生活的外表，顯露出内部的重重矛盾與不安。
從影片的視聽方面來說，該影片運用了大量的固定機位拍攝的長鏡頭空鏡頭，以大門外，房間中的隐藏攝像機為視角，在影片的前半段中，固定機位的窺視視角增添緊張感，營造出懸疑疏離的感覺，給觀衆以壓力，此時，我們開始好奇，到底是誰寄來了這些錄像帶，目的又是什麼？而在影片最後五分鐘時，畫面回到了三十年前，喬治的父母将馬吉驅趕離開的時刻，農場裡的雞受到驚吓到處亂跑，載着馬吉的車遠去，又是一段第三視角的固定長鏡頭，這時我們明白，這些錄像帶是誰寄出的已經并不重要，攝像機并非是誰特意的陰謀，僅僅隻是觀衆的眼睛，上帝的眼睛。攝影機并不存在，同樣，真兇也并非隻是簡單的一個個人。
作為一部懸疑驚悚類電影，這部電影卻并沒有很多血腥暴力的鏡頭，沒有突然蹦出來一個可怕的殺人犯，也沒有突然想起的恐怖的背景音樂，反而是平靜的，疏離的，甚至于有些日常的。然而這些看似平靜的畫面之中卻令人感到某種冰冷的不安。數量衆多的光碟與書籍黑壓壓地擠在房間之中，慘白的燈光照在書架上，再加上喬治知識欄目主持人的身份，隐含着導演對于書籍，電視，碟片，錄像帶等媒介的批判。喬治作為知識分子與主持人，在電視節目上與各類作家，文化人侃侃而談，看起來光鮮亮麗，事實上在遭遇危機時依然懦弱，本應是引領時代前進的知識分子，卻自己也對其他種族充滿了偏見。
接下來，我将從三個角度講述這部影片中通過錄像帶引出的矛盾。
首先，個人内心的沖突與鬥争。在影片中，喬治多次強調，他“問心無愧”“不會為自己做的事而愧疚”，然而我們知道越是強調自己不在意，就證明事實上十分在意，我們可以從影片中喬治的神态與動作中看出他的焦慮和恐懼，喬治快速敲打馬吉的門，與妻子，與馬吉，與馬吉的兒子的不斷的争吵，看似是對自我行為的辯護，然而事實上這種急切的辯護卻更加凸顯出他内心的恐懼與掙紮，通過不斷大喊着不愧疚來說服自己不要愧疚，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顯然明白自己的行為給馬吉帶來多大的傷害，然而大多數人都無法直面自己的錯誤，為了讓自己不用痛苦地掙紮，他隻能麻痹自己，告訴自己沒有任何愧疚。
其次是家庭内的矛盾，從喬治與安娜的第一段戲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夫妻倆關系并不好，而之後影片中每一次兩人單獨出現在一個空間就必然會争吵，這樣一個看似完美富裕的家庭卻充斥着各種各樣的不幸，喬治看似事業有成，實則卻被童年的經曆帶來的陰影與愧疚死死纏繞，安娜沉迷工作，從未與丈夫互相信任，小兒子因母親的外遇而郁悶痛苦，從喬治接小兒子下課的那場戲中，我們不難看出事實上喬治平日對皮耶爾是缺乏關注的，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夫妻關系，親子關系都是十分脆弱易碎的。
最後是更為宏大的矛盾，從喬治和馬吉住處環境的不同之中，我們可以看出喬治是中産階級與社會之中的主流群體，而馬吉則是底層階級和不被人接受認可的非主流群體，這兩種生活在同樣的社會卻擁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的群體也有着無法調和的矛盾，以喬治為代表的群體認為自己無時無刻被底層階級觊觎，于是通過更嚴厲的手段威脅，而以馬吉為代表的群體則居住在狹小的空間中，被社會逐漸邊緣化，卻無法自我辯解，最終隻能以死亡證明自己。而另外，導演想要表達的更明顯的主題則是世界不同種族，文化之間的沖突以及殖民主義帶來的後遺症。1961年10月17日正值阿爾及利亞戰争。當晚有3萬阿爾及利亞人在巴黎上街和平示威，但遭到了殘酷的武裝鎮壓，導緻數十人死亡。有近1.2萬名阿爾及利亞人被逮捕，并被押解至顧拜旦體育場等多個地方。除了一些人受傷外，有數十人被殺且屍體被扔進了塞納河裡。再往更早的時間回溯，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法國就在阿爾及利亞建立了殖民統治。1954年，法國在北非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為了争取獨立，發起了對法國殖民者的戰争。曆經将近八年的抗争後，阿爾及利亞最終于1962年正式獨立。這也是這部影片的背景，在影片中，馬吉代表的是希望獨立的阿爾及利亞群體，而喬治及其父母代表的則是法國殖民者。馬吉在喬治的哄騙威脅下殺了雞，代表着二戰後的阿爾及利亞在法國殖民者對“自決”模糊不清的态度中迫不得已開始反抗争取獨立，而馬吉後來的生活不順也象征着阿爾及利亞如今面對的困境，喬治對過去童年的錯誤閉口不談，則象征着前幾年法國政府對于阿爾及利亞模糊不清的态度和污名化的表達，而最後馬吉的兒子與喬治的孩子在校園門口的交談似乎象征了導演對于法國殖民者能夠直面自我錯誤的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然而戰前橫行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卻仍然在二十年後的法國醞釀出一場巨大的悲劇，然而現在的世界擺脫了戰争的影子嗎？殖民主義思想或許已經減弱，但種族主義仍然盛行，喬治撞到了黑人就大發雷霆，然而換成白種人雙方的态度或許都截然不同，我們仍然需要時刻反思，才能讓陰影徹底遠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