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disclaimer：純屬瞎談。
《讀書天》典範性地表達了青春/成長片作為類型片的要素。這裡不再是泛泛的coming-of-age（通常是标志性的事件）或是更偏哲思也更加有文體傳統的成長小說，而是摘取短時間的看似無意義的日常，隻通過日常完成對教育作為體制的反叛或批判。
這裡要談的首先是對四五十年代beat generation的援引：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以及後來塞林格的《守望者》。而垮掉的一代本身（因其與二戰的聯系）又必須指回一戰後的lost generation，首先是菲茨傑拉德筆下的年輕人（《蓋茨比》及其結尾或可作為文本例證）。三十年間，“回望青春”從“姿态”變為“體驗”，也“精神分裂”為對精神性的索求和對身體性的依賴。
或許在八十年代末，與教育體制綁定的曆史語境抛出了全新的、去除性與毒品的針對“綜合”的挑戰。《讀書天》裡，Ed Rooney作為教務長，想要整治Ferris的出發點無可厚非：是不想讓他不受規訓的狀态影響到更大範圍内别的學生。然而他在影片中受到了全然反面的刻畫，甚至最後也要被“幡然醒悟”的Jeanie倒打一耙。作為規訓體制的教育一開始就被扣上了需要被推翻的名号，而Ferris的一切謊言也從一開始就成為了革命性的行動，也由此帶來了Cameron的成長。在冒名頂替進入餐廳和狂歡節上引吭高歌兩個段落裡，三個年輕人作為“青春活力”的代言，明确代表了能夠改變現存社會結構的力量。這裡的性别主義視角或許耐人尋味：Jeanie想要揭發Ferris的行動（無論規訓内外）屢屢遭挫，最終因為“僞造案情”（然而她講述的都是事實）而被帶到警局。毒品男縱然點到了事情的關鍵（“問題不是他而是你”），但卻是Jeanie與後者的親昵使她重新建立起（作為女性的？）自信。整部片子中，隻有Ferris的以日常為僞裝的逾矩是可以被允許的：這是第九次病倒，但這同時又隻是one more day off而已。結尾Ferris對父母說明天我要去學校了：但他真的會去嗎？
也許在《讀書天》中，這個日常的僞裝才是影片得以被綜合分析的關鍵。Day off被用來進城玩樂，而玩樂本身又不具有任何具體的意義：摩天大樓和狂歡節（甚至于美術館）都暗示了日常本身的ambivalence：日常必須相對于divided realms（工作、休息、家庭等等）和具體的叙事存在。Day off要求Ed Rooney作為失敗的規訓者的存在，但同時能夠以其non-place避開一切對其規訓的努力。
将“青春”的範圍擴大，同年上映的《伴我同行》同樣具備這種結構：幾個孩子踏上尋找“死亡”（作為不可知物）的道路，可旅程本身毫無劇情可言，結束時也隻能被看做是一次較遠途的郊遊。然而成長以及與自我的對峙在這種（無）意義中實現了。這裡已經有了關于“童年”作為逝去之物的框定：在《讀書天》中，對未來的擔憂僅僅從Cameron和Sloane的隻言片語中體現，而片尾Ferris面對攝像機的質詢“You are still here? It's over, go home!”也宣告了這一天的結束：日常結束了，學校的學習即将重新赢取生活的節奏。然而日常真的能夠結束嗎？
不如說是三年後上映的《死亡詩社》完全激化了教育與日常的矛盾。Keating帶來的正是完全被浪漫化裡的日常本身：carpe diem，而dead poet's society複興的正是對生命本身的關注（Ferris: Life moves pretty fast. If you don't stop and look around once a while, you could miss it）。然而在這裡，如同塞林格筆下的Holden，Neil在理念的争鬥中交付了生命，學生們最終讴歌的是一位終将從他們的生活和生命中離去的船長。
《死亡詩社》意圖激發的觀衆的絕對共情和世俗與生命的絕對敵對關系無疑是一種可能，但也由此帶來絕對的煽動性。或許“日常”——以其ambivalence——提供的才是更加貼近問題也更加複雜的闡釋路徑。《讀書天》完全沒有提供答案，也完全不自我标榜為任何“解法”或“訊息”：Ferris和Sloane面對Cameron的“成長”首先是猶疑不定的，而Cameron在Seurat的大碗島前直直盯住一個無法辨認的小女孩形象（被鏡頭的擺蕩和拉近所強化）已經暗示了一種以刻奇為導向的讀法（一個當代藝術中相對應的梗圖是：觀衆面對Newman的Zip直呼I can totally see everything here!）。而在一系列的戲劇化情節中，完全不能register Ferris扯謊裝病從而逃學的父母是否也正是《詩社》裡Neil的父親？家人之間本應真心的互動從一開始就被Ferris的表演所壓倒：這裡所描繪的究竟是怎樣的家庭和師生關系？如果說與片尾字幕同時播放的Rooney登上校車是他與現實的妥協，那麼最終Ferris催促觀衆快快離開影片則是對我們的警醒：以謊言堆砌出的day off究竟講述了怎樣的現實？或者說：其講述的究竟能不能成為現實？
《The Holdovers》提供了一個更加幽微的“日常”與不和解的姿态。這裡的日常甚至首先是反日常的：是校舍空無一人的聖誕假期。這裡沒有師生之間絕對的敵對和認同，而是深植于人物自身曆史的精确弧光和人物間不停歇的角力：角力作為彼此靠近的動力和過程。在雙方均作為反叛者的互相認同的微妙瞬間過後，老師為了讓學生留下而選擇辭職。如果說教育作為體制終究要存續，那麼日常能否被納入圖景？圖景能否被淨化張力？必須要指出的是，與《讀書天》不同，《Holdovers》并非類型喜劇，其着眼的也是劇情本身對概念的挑戰：與日常一樣，這裡的“教育”首先必須被解構和重構。
或許可以最後回到《朱同在三年級丢失了超能力》：孩童視角（僞，因為這自然已經是重構的回憶視角）實現的也是一切的“日常化”：因此片子捕捉到、卻并不強調和構建對立，也不真的将“批判應試和集體主義教育”作為關切。朱同的超能力或許正是這種“日常化”（everyday-ization）。然而他最終——他也必須最終——在集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這是這天下午的廣播操排練。他的笑容并非強笑或假笑，隻是身份的錨定必然導緻日常朝向具體生活領域的坍塌：在學校相對于放學回家，學習相對于玩耍相對于排練。他終究要學會進入教室并且在教室中生活，而非在走廊上奔跑/罰站或者在學校周邊和之外的區域裡遊蕩。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必再每天在擁擠的公交車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便這個位置不是東裡實驗小學，卻也因此失去了自己既在局内又在局外的“日常”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