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的風格化叙事毫無疑問地貫穿了《掮客》這一部電影，那份日本電影中獨有的溫情被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了電影之中，但是這種保留同時成為了觀影者與影評人所共同诟病的焦點，這一“作者烙印”本身構成了觀衆反對甚至厭倦是枝裕和的原因之一。
是枝裕和書寫的困境
在我的觀影經驗中，我無保留地認同于是枝裕和，這并不是因為我們持有的具體的政治立場有多麼契和，而是因為我們共同抱有的對底層人群的态度：在是枝裕和的電影中，他一直堅持着對底層人、對在現代評價标準下的弱勢者與失敗者的關注，并且在此基礎上給予弱勢者以道德與人性的高度。在這一層面上來說，我認同于他。他的電影總是在書寫着底層人（通常是犯了某種罪的底層人）所面臨的“法治社會”的指控以及“正規（或曰主流）社會”的排斥，同時他的電影也在書寫着這些人面對生存與人性時的兩難困境，這種困境在日式小而暖的電影風格下被表現地如此的淋漓盡緻、痛徹心扉。
枝裕和的書寫困境
《掮客》貫徹了是枝裕和一貫的風格，其中認同與和解無疑是這部影片的主題。《掮客》所希望達成的是執法者與犯法者、上層與下層、男性與女性、孩子與父母之間的和解，但是實話實說，這種和解的方式似乎難以使人信服。
貫徹整部影片的線索就是五人尋找令他們滿意的買主的“旅程”，并且尋找過程本身也是賣者自身之間、買者與賣者之間、 執法者與犯法者之間達成共情的過程。劇情頗為感人而同時又十分關鍵的轉折點在于文素英 、秀珍與年輕刑警在天台上的那段對話，正是這段對話使得秀珍開始反思自己作為法律執行者的合理性，也正是這段劇情交代了兩者達成和解的前提。但是問題在于，這一交代并不能說服我。似乎不是素英不幸的經曆改變了秀珍的想法，而是那句台詞 “出生之前殺了他就不是罪了嗎” ，在我看來這不是情到深處時的真情流露，而是一句冰冷而又無力的政治宣言：問題的核心不再是母子間的堅不可摧的情感紐帶，而是對西方社會長久以來的社會運動所包含的内在邏輯的搬演，一場圍繞着“胎兒的命也是命”這一主題的示威。而頗具諷刺意味的地方在于，這句台詞為之後的劇情提供了可能性，甚至為整部影片的叙事提供了合法性前提——就算讓孩子成為孤兒（或将孩子賣出）也不能堕胎，這對于一個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電影來說顯得無比荒誕，同時又無比“下頭”。影片所達成的最大的和解：執法者與犯法者的和解正是在這一荒謬的基礎上達成的，也就是在影片剛剛過半的這一刻開始，其後的劇情便不再能夠使我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了，因為共情的基礎在這一刻變得搖搖欲墜。
這似乎正是是枝裕和在将自己的追求（不論是藝術的還是社會的）付諸實踐時所必然面對的書寫困境，這種困境來自于其所表現的社會邊緣人的行為根本無法與主流社會的道德标準通約，其對底層人的溫情根本無法用“正常邏輯”解釋，更無法被“正常人”理解與包容，所以當其試圖利用電影這一媒介完成關于底層人的困境式書寫時，當其試圖用可被接受的邏輯來理解底層人在困境時刻的互相幫扶與款款溫情時，所有的辯護也就都變成了某種無力的呻吟，而呻吟聲被大衆或曰電影的主要消費者（中産）本能地指認為某種刺耳的噪音。
這，在我看來，便是是枝裕和的書寫困境。
這一困境是否說明他已然江郎才盡了呢？是否說明是枝裕和的風格已然無法承載其所希望承載的社會功能了呢？
希望不是如此吧。
女性、孩童、和解的不可能
影片開始于一個大雨傾盆的深夜， 文素英（李知恩 飾）走上了坡路，将孩子放在 “嬰兒暫存箱” 前的地面上，并在片刻的注視之後起身離去，在遠處停着的車中觀看的刑警秀珍（裴鬥娜 飾）以俯視的視角目睹了這一切，并上前将孩子從地上抱起放入了“暫存箱”中。影片在開始之處就于視覺層面上結構了鮮明的地位權力差異：素英在最底層，嬰兒收養機構中的人在中間，秀珍及年輕的李刑警（李珠英 飾）處在最高層；而且正是刑警（執法者）希望救助孩童的這一舉動開啟了整篇故事。
男性與女性的和解貫穿于整場旅行之中，高潮發生在那個不無溫馨感的酒店房間裡，當素英在小海進的要求下對全屋人說出 “謝謝你降生在這個世界”時，故事在近乎于無聲之中達到了高潮。但是高潮同時意味着掉落的開始，在緊跟而來的人口買賣中， 東秀（姜棟元 飾）被捕，法律正義得到了施展，秀珍收養了羽星，那個試圖通過非法人口買賣獲得羽星的夫妻與羽星秀珍一直保持着良好且密切的聯系，最後影片結尾處，出獄後的素英與其他人在相铉（宋康昊 飾）的破舊的面包車上相聚，影片達成了一個完滿的大團圓結局。
從故事的發展脈絡中我們能夠清晰的讀出女性的力量，以及女性對和解的推動作用。是素英與警探們的共情達成了執法者與犯法者的和解，是素英的困難局面促使東秀達成了其與抛棄他的親生母親的和解，是老婆對素英（女性）的理解達成了賣者與賣者（象征着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和解……在這一層面上來說，女性的力量在公共議題中得以展現并且成為發展的主導性力量。
但是電影在視覺層面上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大團圓結局，那個充滿暖意的畫面僅僅存在在我們的現象之中，我們隻能通過素英最後發現目标後的奔跑以及素英手中的合照被挂在車内的後視鏡上等這些細節勉強指認出這一大團圓結局，但是這一結局真正實現了嗎？“一家人”真的團聚了嗎？我們不得而知了。導演似乎不忍心将他們拆散，但同時又在通過使這種大團圓結局變得虛無飄渺從而“善意地”提示着我們和解與完美結局的不可能。
這是否說明是枝裕和已經意識到了他所處的困境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