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打破了電影，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的界限，卻絲毫不失電影感，貴在真實同樣赢在真實。
搞藝術拍電影有三種程度的困難：保持高雅最難，由俗至雅次之，由雅至俗更次之。在我看來，前兩種困難是同一種困難：追求高雅的困難，因為高雅不僅“往往”“通常”代表低收益而基本等于勒緊褲腰帶的低成本拍攝，假定三種困難的承擔者都已是知名導演，保持高雅之難難在這位導演将過上一輩子娛樂圈修道士般的日子，看着别人家的香宅豪車大佬酒局不斷，抵禦誘惑曆來是最困難的。由俗至雅難在體驗過奉承大衆帶來的高額收益過後，能夠主動放棄利益承擔追求更好名聲帶來的名利雙失的風險，事實上現實中沒有幾個導演做到轉型成功，能夠自如地“舍得”也是很困難的。由雅入俗則不能一概而論，一等名氣大作品硬名利雙收，二等放下身段迎合觀衆，三等丢掉臉皮把握金錢，總體上是不如前兩者困難的，而前兩者在追求雅的過程中，總要失去大量現實的利益，這個維度上兩者是相通的。
大鵬顯然是當中的由俗至雅者，除了對票房收益的追求，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有情懷的導演，從縫紉機樂隊中就能夠看出導演對家鄉小城，過去夢想的眷戀與重塑的欲望，這在商業片導演當中是不多見的。這部電影完美地凝固了真實電影的所有優點，同時對真實電影中往往要回答的倫理問題做出了令人滿意的答複：導演将拍攝對象轉為自己的家庭，幾乎能夠做到最大限度地讓被采訪者以放松的狀态真實的呈現自己心中的想法和觀點，導演不做評判，不做引導，影片的主要情節正如導演自己所說，一切聽從天意。
這部電影最打動我的有兩個段落，一個是屋内争吵的段落，一個是記錄屋内争吵的段落。什麼是好的表演，這是困擾每一個專業演員的問題，卻不是非職業演員的問題，每一個非職業演員都是自身世界中的第一主角，隻要他們能夠做到無視攝像機地在鏡頭前活動。列夫朗道提供的方案是360監視式的偷拍，而真實主義提供的方案是引導被攝人沉浸在與導演建立起的良洽氛圍中從而忽略攝影機的存在。大鵬的這部電影是真實主義中的佼佼者，就像四個春天中的父親母親，如果把他們看作普通的兩個老人，他們隻是在自己家裡養花做飯，而如果把他們算做電影演員，他們則提供了無可挑剔的完美表演，且這樣的表演是無需回答任何倫理質疑的。屋内吵架的段落确确實實地做到了無視攝影機的存在，一個簡單甚至簡陋的炕上，營造這樣的情緒張力哪怕由達斯汀霍夫曼來也頗為費力，卻是這個普通農村家庭的真實一夜，事實證明，藝術并非高于生活，藝術隻是将生活的橋段取舍後的重新構型，真正的藝術就是生活，現實主義才是藝術源源不斷的生命力源泉。真實電影的精彩之處在于被攝人會在鏡頭前表演自己的生活，就像書記中郭永昌口中的現實與真正的現實所産生的微妙張力，同樣存在于這部電影記錄屋内争吵的段落，演員麗麗與真麗麗屋裡屋外的反差令人悚然，導演同樣沒有做任何評價，這一點看似稀松平常，卻是相當高明的。“為什麼十年沒回家”這個問題導演并沒有深究，我相信如果刨根問底，不管是不是真實真心的，她會給出一個自己的回答，或許生活所迫，或許親情就是沒有觀衆想得這麼重要，但導演沒有這麼做的同時用一組與父親癡呆模樣或者父女多年前的合影蒙太奇做出道德追問，而回應觀衆的隻有一聲歎息：真麗麗又何嘗不可能是聽一首魯冰花就會流淚，同情電視裡無家可歸者的善良人。她隻是一個像我們一樣賺錢不多的普通人，她隻是像我們一樣沒有能力去做想做應該做卻做不到的事情的普通人，隻是要生存，面對可怖的現實無能為力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