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的边界

作者说明：本文旨在分析影片所呈现的罪恶逻辑与记忆建构，不构成对任何历史罪行及其相关意识形态的辩护或相对化处理。

观看《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Das Verschwinden des Josef Mengele）时，我最先想到的是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但随着叙事展开，影片所呈现的，似乎指向一种更主动、更自觉的恶。

影片以两条时间线交织门格勒的后半生：一条是他在阿根廷与巴拉圭的藏匿流亡，一条是1977年在巴西与儿子罗尔夫的重逢。不同于依赖宏大场面的历史叙事，这部电影将冲突聚焦在父子之间的对峙，让历史的暗流沿着私人关系的罅隙缓缓渗出。

当罗尔夫逼问父亲是否承认罪行时，画面从黑白骤然转为彩色，画幅缩窄，插入一段奥斯维辛的影像。平静而低饱和的色调如同门格勒的主观记忆——集中营在他心中近乎某种事业的高峰，是可以被回望甚至珍藏的高光时刻。

与全片克制的影调相比，这抹彩色显得格外刺目。它既是一种扭曲的怀旧，也揭示了记忆如何沦为罪行与暴力的避难所，为其开脱。

然而，这样的门格勒很难被简单地归入“平庸之恶”的范畴。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洞察到的，是官僚体制中判断力的悬置——人在命令与程序的庇护下，将责任外包给制度，恶遂以一种去主体化的方式被履行。

艾希曼的可怕之处正在于这种空洞：他缺乏强烈的仇恨，也缺乏坚定的信念，有的只是对程序的绝对依附。他的恶像体制运转的副产品。离开那台机器，他或许只是个循规蹈矩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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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始终攥着一套自洽的逻辑，从未停止为自己辩护。

Why are they persecuting me? I was a doctor, I saved lives.

他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却否认那是罪。在他的叙述里，医生是职责，残害是忠诚，暴行被粉饰为对德意志民族的守卫，被置换为“救治同胞”的另一种形式。为了维系这套叙述，语言被改写，道德被重新命名，人性被系统性地剥离，弃如敝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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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喜欢这段台词，我也是的。门格勒的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奥斯维辛，停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余晖里，停在那段被他反复回望、于他而言近乎光辉的岁月中。他的战争并未结束，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重述中，固化为一种自我确认的记忆。他愈是执意证明自身的正当性，便愈对外界的审判心生愤怒。他所犯下的恶，已化作他赖以生存的养分，如影随形，贯穿余生。


这绝不只是平庸之恶。这是一种自觉而顽固的恶——明知其为恶，却仍固守其中，自洽、偏执，且毫无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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