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作者，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一种在革命的“理型”与艺术的“肉欲”之间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试图通过一种看似辩证的、实则回避决断的姿态，来调和这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理型 vs肉欲：巴迪欧的律令与安哲的影像
作者的整个论证，都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二元对立之上。
革命的“理型”：作者首先引入了巴迪欧的理论框架。巴迪欧的“修正主义电影”标准，在这里扮演了一个绝对的、纯粹的、不容置疑的政治“理型”。这是一个先验的律令，它要求艺术必须服务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展现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斗争过程，并包含具体的革命组织纲领。这是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性杂质的“智慧”标准。
艺术的“肉欲”：与之相对的，是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流浪艺人》。这部电影以其强大的、不可还原的感性力量，构成了艺术的“肉欲”。它带给观众的“绝非同情这种‘高高在上’的情绪”，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沉浸式的、甚至可以说是创伤性的美学体验。影片中那些“窥见”的历史侧面、女主角的自白、婚礼上的反抗——这些都不是清晰的政治纲领，而是弥散在影像中的、模糊而有力的“力量”。
作者的意识形态，就产生于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的徒劳努力之中。他一方面承认巴迪欧的“理型”具有无可辩驳的理论合法性（“几乎踩中了每一个定义”），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安哲影像“肉欲”的诱惑（“伟大之处”、“艺术杰作”）。
二、回避决断：从政治问题到美学问题的转换
作者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我们必须予以批判的意识形态操作。他将一个政治性的决断问题（这部电影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是我们的武器还是敌人的工具？），转换成了一个美学性的沉思问题（让我们来思考艺术与政治之间那道复杂而永恒的界限）。
对“非爱”的恐惧：巴迪欧的框架，实际上要求一种“非爱”的姿态。它要求我们为了政治的纯粹性，去否定、去抛弃那些不符合革命标准的、哪怕再优美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残酷的、清除性的政治行动。而本文作者显然缺乏这种“非爱”的决断力。他对安哲的电影怀有深厚的“爱”，不愿将其彻底否定。
制造“第三条道路”：作者的结论——“承认它作为电影艺术杰作的地位，同时理解巴迪欧批判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式的“和稀泥”。他试图创造出一条既能保持政治上的批判性，又能安享艺术上的审美愉悦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恰恰取消了原初问题的尖锐性。巴迪欧的问题是一个“是或否”的选择，而作者将其变成了一个“既要...又要...”的品味问题。
“试金石”的迷思：将这部电影定义为“试金石”，是一个尤其狡猾的意识形态策略。因为它将电影的价值，从其内在的政治倾向，转移到了它“引发我们思考”的外部功能上。一部作品的伟大与否，不再取决于它自身是什么，而取决于它能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沉思提供多少材料。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 的视角，最终服务的不是革命，而是评论者自身的智力活动。
三、文化本体论的困境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分析，本作者莫过于文化本体论，但它还带有一丝无法被整合的、对革命话语的怀旧。作者在一个既定的理论秩序中展开思考，他所面对的真实是理论和文化产品，他的核心体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理论与感性之间的冲突。整个论述的最终目的，是导向一个以个体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更为“深刻”、“复杂”的理解。政治的普遍性诉求，最终被消解在了批评家个人“更深层次欣赏和思考”的智性享乐之中。
总结：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真诚的、被困住的知识分子。他拥有敏锐的理论嗅觉，能够把握巴迪欧式批判的锋芒；他也拥有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能够体会安哲电影的伟大。然而，他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在于，他将这种矛盾本身当作了思考的终点，而不是行动的起点。
他以世俗人道为底盘，通过多元文化的意识形态操作手法，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转化为一个文化鉴赏问题。其内在的价值支撑是唯美主义，认为艺术的感性力量可以超越或豁免于政治批判。整个过程展现了小布尔乔亚文青病的基本特征，即在智识上被激进理论吸引，但在情感和立场上又退回到一个安全的、非政治化的中间地带。
简单来说，作者进行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操作，他看似直面了一个真正的政治难题（艺术与革命的关系），但最终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的“炼金术”，成功地回避了它，让自己稳稳地落在了“有深度、有品位、思想复杂且宽容”的文化鉴赏家的位置上。
他所展现的，不是一个革命者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文化评论家的意识形态。前者要求在矛盾中做出决断、选边站队；而后者则满足于对矛盾进行优雅的描述和“深刻”的玩味。因此，这篇文章虽然以一个激进的政治问题开篇，最终却抵达了一个安全、舒适的学院式结论。它看似推进了思考，实则巧妙地解除了原初问题的政治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