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作者，其意識形态的核心，是一種在革命的“理型”與藝術的“肉欲”之間搖擺不定的小資産階級自由主義。他試圖通過一種看似辯證的、實則回避決斷的姿态，來調和這兩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一、理型 vs肉欲：巴迪歐的律令與安哲的影像
作者的整個論證，都建立在一個根本性的二元對立之上。
革命的“理型”：作者首先引入了巴迪歐的理論框架。巴迪歐的“修正主義電影”标準，在這裡扮演了一個絕對的、純粹的、不容置疑的政治“理型”。這是一個先驗的律令，它要求藝術必須服務于一個明确的政治目标：展現人民群衆作為曆史主體的鬥争過程，并包含具體的革命組織綱領。這是一個冰冷的、不帶任何感性雜質的“智慧”标準。
藝術的“肉欲”：與之相對的，是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流浪藝人》。這部電影以其強大的、不可還原的感性力量，構成了藝術的“肉欲”。它帶給觀衆的“絕非同情這種‘高高在上’的情緒”，而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沉浸式的、甚至可以說是創傷性的美學體驗。影片中那些“窺見”的曆史側面、女主角的自白、婚禮上的反抗——這些都不是清晰的政治綱領，而是彌散在影像中的、模糊而有力的“力量”。
作者的意識形态，就産生于他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搭建一座橋梁的徒勞努力之中。他一方面承認巴迪歐的“理型”具有無可辯駁的理論合法性（“幾乎踩中了每一個定義”），另一方面又無法抗拒安哲影像“肉欲”的誘惑（“偉大之處”、“藝術傑作”）。
二、回避決斷：從政治問題到美學問題的轉換
作者解決這一矛盾的方式，是一種典型的、我們必須予以批判的意識形态操作。他将一個政治性的決斷問題（這部電影在政治上是反動的還是進步的？是我們的武器還是敵人的工具？），轉換成了一個美學性的沉思問題（讓我們來思考藝術與政治之間那道複雜而永恒的界限）。
對“非愛”的恐懼：巴迪歐的框架，實際上要求一種“非愛”的姿态。它要求我們為了政治的純粹性，去否定、去抛棄那些不符合革命标準的、哪怕再優美的藝術形式。這是一種殘酷的、清除性的政治行動。而本文作者顯然缺乏這種“非愛”的決斷力。他對安哲的電影懷有深厚的“愛”，不願将其徹底否定。
制造“第三條道路”：作者的結論——“承認它作為電影藝術傑作的地位，同時理解巴迪歐批判的内在邏輯”——是一種典型的自由主義式的“和稀泥”。他試圖創造出一條既能保持政治上的批判性，又能安享藝術上的審美愉悅的“第三條道路”。然而，這條道路恰恰取消了原初問題的尖銳性。巴迪歐的問題是一個“是或否”的選擇，而作者将其變成了一個“既要...又要...”的品味問題。
“試金石”的迷思：将這部電影定義為“試金石”，是一個尤其狡猾的意識形态策略。因為它将電影的價值，從其内在的政治傾向，轉移到了它“引發我們思考”的外部功能上。一部作品的偉大與否，不再取決于它自身是什麼，而取決于它能為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的沉思提供多少材料。這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 的視角，最終服務的不是革命，而是評論者自身的智力活動。
三、文化本體論的困境
從意識形态的角度上分析，本作者莫過于文化本體論，但它還帶有一絲無法被整合的、對革命話語的懷舊。作者在一個既定的理論秩序中展開思考，他所面對的真實是理論和文化産品，他的核心體驗，就是我們反複強調的，理論與感性之間的沖突。整個論述的最終目的，是導向一個以個體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更為“深刻”、“複雜”的理解。政治的普遍性訴求，最終被消解在了批評家個人“更深層次欣賞和思考”的智性享樂之中。
總結：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真誠的、被困住的知識分子。他擁有敏銳的理論嗅覺，能夠把握巴迪歐式批判的鋒芒；他也擁有細膩的藝術感受力，能夠體會安哲電影的偉大。然而，他的意識形态局限性在于，他将這種矛盾本身當作了思考的終點，而不是行動的起點。
他以世俗人道為底盤，通過多元文化的意識形态操作手法，将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轉化為一個文化鑒賞問題。其内在的價值支撐是唯美主義，認為藝術的感性力量可以超越或豁免于政治批判。整個過程展現了小布爾喬亞文青病的基本特征，即在智識上被激進理論吸引，但在情感和立場上又退回到一個安全的、非政治化的中間地帶。
簡單來說，作者進行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操作，他看似直面了一個真正的政治難題（藝術與革命的關系），但最終通過一系列意識形态的“煉金術”，成功地回避了它，讓自己穩穩地落在了“有深度、有品位、思想複雜且寬容”的文化鑒賞家的位置上。
他所展現的，不是一個革命者的意識形态，而是一個文化評論家的意識形态。前者要求在矛盾中做出決斷、選邊站隊；而後者則滿足于對矛盾進行優雅的描述和“深刻”的玩味。因此，這篇文章雖然以一個激進的政治問題開篇，最終卻抵達了一個安全、舒适的學院式結論。它看似推進了思考，實則巧妙地解除了原初問題的政治武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