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衆看到的時候，母親已經駕車走入叢林中，他們的兒子在其中失蹤了。本片并不是一個家長找孩子的懸疑片。
丈夫指責妻子不該懲罰孩子，妻子日常照顧孩子，為家庭中付出勞務的角色，此時孩子因她而失蹤，她在母親責任上也處于被指責的道德低位。
通過外婆/奶奶的電話，觀衆知道女主的焦躁、控制欲和她的女性長輩教育方式有關。外婆象征性地詢問晚餐是否吃披薩，女主拒絕後，奶奶/外婆仍是固執地做披薩，盡管女兒不是第一次強調自己會過敏。其實做披薩是為了給孫子吃，小孩愛吃這一外來快餐。
外婆對女主沒那麼盡心，對孫子隔代親。控制狂、情緒不穩定的母親角色，隔一代人，才會展現出其過分的關心和親昵。
而這樣性格的母親除個人經曆的塑造，源于父權社會壓抑女性侵略性一面的“合理”展現，而異化為暴力與控制欲，尤其對兒童（當然，本片中沒有家暴，隻是在東亞家庭不值一提的語言暴力、命令，哪怕尋找孩子時也呼喊着威脅話術：再也不準玩平闆）。
相較于父親坦蕩地在樹林中奔跑、向警方表達急切心情，雙手捂着嘴四處徘徊。母親卻在克制自己的擔憂、自責，表情變化小，身子更多的僵在原地。甚至會某一瞬間顯得更為冷靜、冷漠。直到控制不住眼淚，紅了鼻子，也努力在吸回鼻涕。
這可不是近景更多的母親表情、動作沒父親花樣多，而是演員、導演衡量過的設計，走位、走動量、身姿狀态、表情、台詞多少、語氣，同為丢了親生孩子的家長，都在展現父親母親角色的差異。
此時公路上異常的克制和剛開始找孩子的怒氣不沖突，之後女主再一次沖進森林瘋了似的喊盧卡斯。母親始終不能像父親一樣，自如地展現出和内心底相匹配的情緒。
而丈夫呢？他就是個好爸爸嗎？他盡情表達指責、擔憂、焦急，他清晰地向警方交代事件來龍去脈、線索。他指責妻子，首先強調會跟警方說一切事實，哪怕判妻子虐待罪，并不關心妻子兩分鐘的懲罰和孩子做了什麼過分的事，由此看來平日他也很少付出精力與時間在撫養孩子和培養家庭關系上。
丈夫後又強調同事、領導、鄰居、親戚得知了，名譽何存，如果被指責虐待兒童，這項罪名得你安娜（母親）來背鍋。他是個失責、冷漠、自私的男人，但他潛藏的問題可以在社會眼光中逃之夭夭。如果不是這部電影，誰會去指責這樣的父親？誰會指責這樣的丈夫？他安慰情緒崩潰的妻子，再一次展現他的貼心愛護、沉着踏實的大丈夫風範。
之後，安慰“失控”妻子的丈夫變成了下位者，通過樹林中夫妻敞開的對峙這場戲。創作者的矛頭指向到這裡直接攤明白了。母親軟被迫辭職、不開心、圍繞孩子和家庭事務打轉，失去經濟獨立依靠、興趣和自我。她一樁樁列出自己為孩子做的事，丈夫說自己也給盧卡斯讀睡前故事啊。他成為了心虛的被質問者，兩性權力的跷跷闆在此發生了不同。
本片更多地站在女主的視角，細微地考察父權社會下的母權之于女人的影響。母親給下的懲罰，從給出的那瞬間便在反噬她。丈夫是得益者，也未嘗不是雙目蒙蔽的缺失者。這是幾千年的父權社會對我們雙方的懲罰，影片告訴觀衆，這樣的夫妻關系、家庭模式也不僅在東亞，不過東亞基于文化傳統、社會模式更瘋狂罷了！！看似溫和、波瀾不驚的一部影片吧，也很适合改編上戲劇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