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可
引言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我們作為觀衆可以期待什麼？
從影片所描述的故事來說，這無疑是近期華語女性話題電影的又一份答卷。
絕對以兩位女性角色為中心，影片跟随兩位少女的成長困境與家庭代際創傷，并細膩描繪她們複雜的情感羁絆。從田恬（劉浩存飾演）的出逃到田恬與表姐方笛（文淇飾演）在海邊用緊緊的擁抱面對未知未來的途中，影片以閃回的方式穿插梳理姐妹二人跨越二十年的成長故事，但實際上影片主線的叙事時間隻有三天。
在不斷穿插的、細碎的閃回叙事中，一個深深被改革開放時期經濟騰飛洪流淹沒的家庭，逐漸成為兩位少女成長時期所有動蕩的漩渦源頭。當野心讓鈔票變成廢紙，當犯罪、暴力或毒品鑽進失敗沮喪的縫隙之中，無法挽回的墜落從一個人蔓延至整個家庭。從此這個家庭中的幺兒們每日每夜都被迫承受争吵、混亂、永無止境的金錢勒索和情感綁架。
在面對腐爛家庭落下的刀刃時你會選擇留下？還是出逃？
就像文晏導演在采訪中所提到的“她們其實是同一枚硬币的兩面”。
《想飛的女孩》中方笛與田恬不再是形象的正面反面，不再對比她們選擇的是非對錯，她們的人生也不再能被懦弱或勇敢等代名詞概括。《想飛的女孩》就是如此一枚硬币掉在地上發出的清脆的回聲，一縷硬币在落地盤旋滾動時兩個平面交替反射的光芒。選擇留下的田恬和選擇離開的方笛，都在各自成長的困惑和迷失中抵抗着家庭代際關系留下的混亂。嘗試對抗個人情景化困境的行為難道不是從最初就無法分出對錯高低，抵抗便是勇敢的。
《想飛的女孩》展現在逆境中支撐女孩們堅持下去的是兩位少女對彼此的情感支撐與“存在意義”本身。無論是過去或當今社會，家庭責任與社會規訓都被擰成女孩們想擺脫的那股“鋼絲”（英文片名《Girls on Wire》/《鋼絲上的女孩》），并共同要求女孩們以自由或更多的血肉作為犧牲的代價。在看與被看的眼神交換中，兩位新生代演員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影片交付給她們的待填滿的演繹空間，用眼神，用擁抱，用對抗潮汐的決絕，用真正飛翔的姿态承載期許與深深思念化作的生活動力。從而中式家庭代際間的創傷則能在一代又一代接受自我并能夠起飛的女孩的接力間漸漸減少。
“演員請就位”是負擔還是線索
曾經在《嘉年華》中身穿白裙的小米，在《想飛的女孩》第一顆鏡頭中，伴随着如噩夢般的紅色微光，變成了身着紅色毛衣的田恬。從白天到黑夜，她們同樣騎着摩托車迫切地駛向她們未曾知曉的遠處。隻是時隔七年後的再次出走，田恬再不能像小米一樣在疾馳中感受到海城微風的自由空氣，威脅的口哨聲撬動田恬被囚禁後最本能亦最急迫的求生意志。
手持搖晃的長鏡頭揭開一切故事的序幕，觀衆本能地，在這段充滿懸疑色彩的開場戲中對為求自保而犯下殺人罪行的潛逃少女産生疑惑。從這場極具争議性的懸疑犯罪現場開始，女孩的身份，兩姐妹之間争吵的起因，家庭負債的經過等等疑問在被導演不斷編造解答，閃回地過往增添更多模糊卻必要地時代背景，像是紡織廠棉布的質感，喧鬧服裝販賣市場的叫喊聲。在回憶與前進的同期步調中，不同成長階段的姐妹倆對彼此的愛和感情變得複雜并深刻。
影片試聽中最容易被感知的特點便是，那些非常大量聚焦兩位主要女性角色的長鏡頭。一個又一個的長鏡頭慢慢鋪陳故事，更在田恬在影視城找到表姐方笛後不斷積累并說明情緒。這樣的處理到底讓兩位女性主演的表演成為貫穿複雜家庭曆史與女孩們個人奮鬥的最有迹可循的完美線索，還是成為讓人感到負擔的“演技真人秀”？
田恬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角色，因其形象的複雜性與很多戲份所要求的高強度情感，或對疼痛感的演繹需求。鏡頭常常停在演員劉浩存的身邊或臉旁。最開始她需要是稚氣的，所以田恬會在酒吧挑方笛的下巴；未婚先孕時，田恬為建立自我認同，便需要表現一意孤行的倔強；等到陰影再次從黑暗中歸來，被毒瘾和父親虐待折磨時，田恬痛苦的眼淚和平靜時的傷感以層次分明的方式交替呈現在她肢體軀幹的表達力中。甚至連難以想象的單親母親角色所需要的堅強感，也在劉浩存用全身的力氣抵住門外讨錢毒鬼父親的幾個鏡頭中有所展現。
方笛則因其更成熟的姐姐身份，需要呈現更多冷靜的思考與果斷行為的瞬間。她在午夜起身，站在床邊默默點煙思考，在面對追債人時機智地周旋。文淇的身形其實很薄，但這并不影響她武替的職業身份所需要的力量感，反而為她增添了一份輕盈之态，也許方笛真如田恬所期待的那樣，是會飛翔的烏鴉的化身。但當隔着一層灰蒙蒙的玻璃看回憶裡，仍是青少年的方笛為妹妹争取利益而在麻将室與一衆大人談判時，她原本姐姐的氣場又淡化成因不安而緊握的雙手。文淇演繹堅毅的内斂絕不僵硬或扁平。
她們倆共同出現時，不同階段的相處方式也帶來不同的情緒張力。那些在觀衆眼前一閃而過的微妙表情或越到後期越緊貼的擁抱，不僅解釋着她們兩人情感的交流與變化，也源于《想飛的女孩》并不想塑造絕望處境中臉譜化的“女性幫助女性”情境叙事。導演文晏無意塑造一種女性之間“強者揮一揮手中的寶劍就能幫助弱者解決所有困難”的英雄救美叙事。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困境。方笛不會在看到田恬的一瞬間就立馬接納并毫無保留地向她施以援手，但這并不意味着姐妹之間真的存在嫌隙。所有未能說出口的考慮與行為動機都隐藏在依賴并着重強調文淇與劉浩存在诠釋角色時細微的表演中。
山城夢 影視夢
從溫暖的海城來到潮熱的山城，作為故事背景發生地的重慶與《想飛的女孩》對影視城的讨論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系。獨特的山城地形，層疊交替的立體甚至多維的城市空間布局，重慶是奇幻與雲霧迷繞的夢境之城，而本身就為了打造夢而存在的影視城也是如此。
随着姐妹倆的重逢，方笛與田恬在影視城内相繼穿越了多個不同時代空間，從武俠的世界走入民國的街道，最後躲入石窟般的造景，真實的故事發生在為虛構故事所創造的搬演舞台之上，真實存在的悲喜劇與演繹的悲喜劇之間的微妙界限變得極為微妙。而當來向田恬讨債的壞人三人組在影視城中兜兜轉轉尋人無果之時，一份不合時宜的幽默感所呈現的正是影視城這個城市空間獨有的荒誕性。
影視城更是方笛生活與工作的城市。她在此處作為武術替身被貼上可替換的、微不足道的标簽。她僅有的兩種姿态便是接受與妥協。影片一開始方笛在生理期仍被要求不斷重拍落水戲的段落便很好說明了這一點。因為她沒有辦法逃避責任，沒有餘力與退路來支撐她也想出演主角的夢想。所以哪怕她在物理層面脫離了家庭内部的混亂，但她仍然背負着負債的壓力。這一點便作證了上文中談及的塑造擁有“個人困境”的立體考量。
除此之外，影視城試戲與串戲的戲份也從元電影的角度一定程度諷刺了某些影視創作對女性間情誼（以姐妹為例）的幾乎畸形的想象或傳播誤區。方笛曾被要求去試戲一段姐妹間因争奪男人而撕破臉的荒謬劇情，兩段台詞一樣的試戲橋段，同樣的姐妹身份，戲中被幻想的為愛争風吃醋的競争關系，而戲外方笛與田恬正在經曆的很多危機與困境則完全否定了試戲片段中扁平的姐妹關系想象。等到方笛第二次演繹試鏡片段時，争吵的氣氛忽然變得十分暧昧，但演到一半方笛還是憤然離場。此橋段的設計是否是文晏在片中有意的“自我嘲諷”，在大多姐妹關系的女性叙事中多多少少都會隐晦提及的：若她們不是紅着眼的情敵，就會是紅着臉的情人？那麼是否也可以理解成導演文晏在回望山中城，影視夢中處處哪怕衆人皆知的行業規則或不平等糟粕時，也不忘提前自我審視或預判了《想飛的女孩》一定會陷入的争議點。
柏林的雪還在偶爾落下，地面上整塊整塊的冰殼被來往的路人踩得碎裂又帶上泥土。《想飛的女孩》二月十八号下午首映過後，筆者就在電影宮門口遇到幾位在一起讨論該片的影迷們。有很多理解與意外共存的聲音。
有人提出，男性角色臉譜化與工具化，有人回答是不是沒有更多的叙事空間去展開角色本身的經曆。有人質疑張宥浩飾演的小賣部老闆對田恬的善意似乎缺少解釋，或因周遊飾演的賭鬼父親的瘋狂與極緻的壞過于誇張。方笛母親的擋酒事件似乎是家庭極具惡化的導火索，但母親角色卻在叙事中缺席很大一個部分，與田恬的女兒露露一起，被“善意”地擱置在危險的紛争之外。有人不理解結尾處的設計......
也許作為觀衆的我們還會有很多很多疑惑需要圍在橢圓狀的冰殼周圍讨論，在女性拍攝，女性演繹，女性評價過後，原本不祥的烏鴉是否能夠在飛起來後，再逐漸更自由更熟練地飛翔。如果我們還疑問重重，也許是我們拍得還不夠多，讨論的聲浪還不夠強大。
什麼時候女性電影和女性現實的處境一樣，必須是完美無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