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我新四军军医周益进入苏州采办药品。在地下党领导下，以博爱医院医生身份为掩护，跟日寇、汉奸、奸商进行了番惊险、曲折的斗争。最后，在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终于胜利完成了为解放区运输药品的任务。

影片取材于小说《姑苏春》。一天深夜，苏州城里枪声大作，被日本宪兵队追捕的一个人爬上了博爱病院的围墙。一声枪响，他翻滚落下。博爱病院的医生周益，发现内科医生辛玉廷、花匠老方抬着伤员隐没在黑暗中，周益进办公室，向外挂通电话。 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青木收到“四十五号”提供的新情报，决定立即搜查博爱病院，却扑了个空。原来辛玉廷才是号称“帝国军人眼睛”的“四十五号”。周益才是地下党员。交通员紧急通知周益，他已暴露，马上转移。周益请示地下党配合，坚持带药撤退，辛玉廷的假面具终于被戳穿。生死关头，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丁彦，夺下了敌人指向周益的枪。教堂的大钟响了，小船满载军需药品驶向远方。

在苏州形象的叙事建构中，有一个独特的抗日谍战故事，成为战争时期苏州在创伤中奋勇崛起的缩影，这部影片便是1981年上映的《特高课在行动》。电影改编自现代作家孙树棻的长篇小说《姑苏春》，作为以苏州为叙事背景拍摄的抗日谍战片的典型代表，聚焦的故事时空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下的苏州城。电影采用线性叙事的方式，以我方地下党员潜伏进敌方高层为叙事内容，以此展开敌我双方互相博弈、暗流涌动的谍战故事。故事背景设定在1943年，在前线抗战的新四军需要一批治疗负伤战友的药品，潜伏在苏州城内的共产党员周益在收到线报后第一时间着手筹备药品的运送工作。然而日军竟从叛徒口中得知了买药人接头的暗号，将博爱医院的院长、外科医生周益，医术不佳但有政治倾向的医生辛玉廷，护士沈虹，花匠老方列为可疑人员，并进行逐一排查。同时，博爱医院里也潜伏着日方派出的“45号”间课，试图顺着新四军买药事件，将苏州城内的共产党员全部剿灭。

在这个谍战故事中，有三种情节要素极富吸引力，符合 谍战片的基本叙事需求，也是《特高课在行动》具备超前创作意识的基础。其一是谍战双方的相互考验。影片中的宪兵队最高长官青木为了查出潜藏在暗处的采药人，故意使用苦肉计，派出一名受伤的日本特务，乔装成共产党员潜入博爱医院；医院里的两名医生周益（为新四军送药的采药人）与辛玉廷（被称为“帝国之眼”的日本间谍“45号”）之间也察觉到对方有问题，相互试探、考验，这种考验一直持续到双方身份揭秘为止。其二是意料之外的悬念设置。悬念设计的好坏是显示一部谍战片是否为“上乘之作”的重要标准之一，这部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在悬念设计上丝毫不亚于当下的《风声》《听风者》等电影，显示出较高的制作水准。比如，当花匠老方和护士沈虹为伤员找药时，电影用特写镜头拍摄了一双偷窥的眼睛，让观众纷纷猜测躲在门后的人是谁，吊足胃口。尤其是全片的结尾，丁彦的身份揭秘一他是潜伏在日军高层内部的共产党，突如其来的大反转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看点，也使整个故事从“恶化序列”转向“改善序列”，最终形成了法国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所说的“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圆形结构。其三是敌我博弈中的“崇高感”。正义的形象可以给观众带来崇高敬仰之感，谍战片的价值内涵也正在于此。在《特高课在行动》中，在周益与辛玉廷的搏斗中，辛玉廷最终被制服，这个日本间谍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周益准备舍命时，我方潜伏者丁彦控制了假接头人，协助周益顺利完成了送药任务。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跃然而出，这也为苏州形象增添了革命的光彩。

除了故事层的精彩设计之外，影片引发共鸣的地方更在于对抗战期间苏州创伤记忆的修复。以电影作品对创伤记忆进行重构与传播时，需要从道德层面来考察受众的可接受度问题，也就是要考虑将历史创伤转化为叙事性故事时，是否会对个体产生二次伤害。这个问题在某些“二战”题材和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题材的影片中偶有出现。电影艺术需要实现的是，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将个体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来，借由一个逻辑自洽、价值导向正确的故事，凝聚受众的民族认同感，从而使受众正确审视这段创伤记忆，并从中获得新的精神力量。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朱迪思·赫尔曼（JudithHerman）所提出的创伤复原的过程——建立安全环境、重述创伤故事和重建与他人的联系。

《特高课在行动》的内在价值正在于，它给受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创伤修复的场域，以“谍中谍”的故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潜伏于隐蔽的战场，舍生忘死、英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同时，影片在重述这个创伤故事时，又用空镜头展示了碧波荡漾的苏州河水、傲然屹立的姑苏双塔，美丽的风景与惨烈的战争形成鲜明对比，让创伤记忆与城市历史交融起来，唤醒观众对城市的个体情感。最终，影片用一个“改善序列”将这种创伤记忆予以影像化的消解，让观众回归正常的当下生活。

身处20世纪的中国，人们遭受过惨绝人寰的战争和难以抚平的磨难，这些惨痛的经历不仅给生命个体带来了多重伤害，也给整个国家造成了重创。审视这些灾难，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走出过往的记忆桎梏，走向风凰涅的精神重生，同时，这更是新时代实现民族大繁荣的必要任务。

借由特殊年代的苏州形象建构，《特高课在行动》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满目疮痍的抗战历史，而且是中国面对侵略做出不懈努力的“大历史”。尽管这些历史中充满着不可逆的创伤记忆，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历史记忆中突围，于未来世界中寻找光明。因此，在电影叙事中，采用积极正面的策略看待创伤记忆，用辩证、冷静的眼光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关系，树立正确的情感观念，我们才能以事后叙事的窗口窥见过去的时代记忆，产生更多的走向未来的可能性，而并不是仅仅把自已当成历史的产物。唯有这样，电影人才能创作出具备抚慰创伤记忆的真善美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