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争後期，我新四軍軍醫周益進入蘇州采辦藥品。在地下黨領導下，以博愛醫院醫生身份為掩護，跟日寇、漢奸、奸商進行了番驚險、曲折的鬥争。最後，在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支持下，終于勝利完成了為解放區運輸藥品的任務。

影片取材于小說《姑蘇春》。一天深夜，蘇州城裡槍聲大作，被日本憲兵隊追捕的一個人爬上了博愛病院的圍牆。一聲槍響，他翻滾落下。博愛病院的醫生周益，發現内科醫生辛玉廷、花匠老方擡着傷員隐沒在黑暗中，周益進辦公室，向外挂通電話。 日本憲兵隊特高課青木收到“四十五号”提供的新情報，決定立即搜查博愛病院，卻撲了個空。原來辛玉廷才是号稱“帝國軍人眼睛”的“四十五号”。周益才是地下黨員。交通員緊急通知周益，他已暴露，馬上轉移。周益請示地下黨配合，堅持帶藥撤退，辛玉廷的假面具終于被戳穿。生死關頭，隐藏在敵人心髒的地下工作者丁彥，奪下了敵人指向周益的槍。教堂的大鐘響了，小船滿載軍需藥品駛向遠方。

在蘇州形象的叙事建構中，有一個獨特的抗日諜戰故事，成為戰争時期蘇州在創傷中奮勇崛起的縮影，這部影片便是1981年上映的《特高課在行動》。電影改編自現代作家孫樹棻的長篇小說《姑蘇春》，作為以蘇州為叙事背景拍攝的抗日諜戰片的典型代表，聚焦的故事時空是抗日戰争時期日軍占領下的蘇州城。電影采用線性叙事的方式，以我方地下黨員潛伏進敵方高層為叙事内容，以此展開敵我雙方互相博弈、暗流湧動的諜戰故事。故事背景設定在1943年，在前線抗戰的新四軍需要一批治療負傷戰友的藥品，潛伏在蘇州城内的共産黨員周益在收到線報後第一時間着手籌備藥品的運送工作。然而日軍竟從叛徒口中得知了買藥人接頭的暗号，将博愛醫院的院長、外科醫生周益，醫術不佳但有政治傾向的醫生辛玉廷，護士沈虹，花匠老方列為可疑人員，并進行逐一排查。同時，博愛醫院裡也潛伏着日方派出的“45号”間課，試圖順着新四軍買藥事件，将蘇州城内的共産黨員全部剿滅。

在這個諜戰故事中，有三種情節要素極富吸引力，符合 諜戰片的基本叙事需求，也是《特高課在行動》具備超前創作意識的基礎。其一是諜戰雙方的相互考驗。影片中的憲兵隊最高長官青木為了查出潛藏在暗處的采藥人，故意使用苦肉計，派出一名受傷的日本特務，喬裝成共産黨員潛入博愛醫院；醫院裡的兩名醫生周益（為新四軍送藥的采藥人）與辛玉廷（被稱為“帝國之眼”的日本間諜“45号”）之間也察覺到對方有問題，相互試探、考驗，這種考驗一直持續到雙方身份揭秘為止。其二是意料之外的懸念設置。懸念設計的好壞是顯示一部諜戰片是否為“上乘之作”的重要标準之一，這部拍攝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作品，在懸念設計上絲毫不亞于當下的《風聲》《聽風者》等電影，顯示出較高的制作水準。比如，當花匠老方和護士沈虹為傷員找藥時，電影用特寫鏡頭拍攝了一雙偷窺的眼睛，讓觀衆紛紛猜測躲在門後的人是誰，吊足胃口。尤其是全片的結尾，丁彥的身份揭秘一他是潛伏在日軍高層内部的共産黨，突如其來的大反轉不僅增加了故事的看點，也使整個故事從“惡化序列”轉向“改善序列”，最終形成了法國文藝理論家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所說的“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圓形結構。其三是敵我博弈中的“崇高感”。正義的形象可以給觀衆帶來崇高敬仰之感，諜戰片的價值内涵也正在于此。在《特高課在行動》中，在周益與辛玉廷的搏鬥中，辛玉廷最終被制服，這個日本間諜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周益準備舍命時，我方潛伏者丁彥控制了假接頭人，協助周益順利完成了送藥任務。共産黨人的堅定信仰和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躍然而出，這也為蘇州形象增添了革命的光彩。

除了故事層的精彩設計之外，影片引發共鳴的地方更在于對抗戰期間蘇州創傷記憶的修複。以電影作品對創傷記憶進行重構與傳播時，需要從道德層面來考察受衆的可接受度問題，也就是要考慮将曆史創傷轉化為叙事性故事時，是否會對個體産生二次傷害。這個問題在某些“二戰”題材和南京大屠殺、慰安婦題材的影片中偶有出現。電影藝術需要實現的是，通過藝術化的表達将個體的創傷記憶呈現出來，借由一個邏輯自洽、價值導向正确的故事，凝聚受衆的民族認同感，從而使受衆正确審視這段創傷記憶，并從中獲得新的精神力量。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朱迪思·赫爾曼（JudithHerman）所提出的創傷複原的過程——建立安全環境、重述創傷故事和重建與他人的聯系。

《特高課在行動》的内在價值正在于，它給受衆提供了這樣一個創傷修複的場域，以“諜中諜”的故事，展示了中國共産黨黨員潛伏于隐蔽的戰場，舍生忘死、英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同時，影片在重述這個創傷故事時，又用空鏡頭展示了碧波蕩漾的蘇州河水、傲然屹立的姑蘇雙塔，美麗的風景與慘烈的戰争形成鮮明對比，讓創傷記憶與城市曆史交融起來，喚醒觀衆對城市的個體情感。最終，影片用一個“改善序列”将這種創傷記憶予以影像化的消解，讓觀衆回歸正常的當下生活。

身處20世紀的中國，人們遭受過慘絕人寰的戰争和難以撫平的磨難，這些慘痛的經曆不僅給生命個體帶來了多重傷害，也給整個國家造成了重創。審視這些災難，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走出過往的記憶桎梏，走向風凰涅的精神重生，同時，這更是新時代實現民族大繁榮的必要任務。

借由特殊年代的蘇州形象建構，《特高課在行動》所展示的不僅僅是滿目瘡痍的抗戰曆史，而且是中國面對侵略做出不懈努力的“大曆史”。盡管這些曆史中充滿着不可逆的創傷記憶，但是并不妨礙我們從曆史記憶中突圍，于未來世界中尋找光明。因此，在電影叙事中，采用積極正面的策略看待創傷記憶，用辯證、冷靜的眼光看待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關系，樹立正确的情感觀念，我們才能以事後叙事的窗口窺見過去的時代記憶，産生更多的走向未來的可能性，而并不是僅僅把自已當成曆史的産物。唯有這樣，電影人才能創作出具備撫慰創傷記憶的真善美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