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颠倒的觀影順序，道德三部曲中《破浪》是我觀影的第二部。

拉斯的角色越契合于道德，我就越無法将他的作品放在悲劇視角感受，一來是角色的悲往往讓我無法感受到自身的“缺失”，面對影片純潔的道德與斑駁的現實土壤的永遠對立，我們的視角始終帶有狹隘的犬儒的色彩，望向Bess、Selma的道德困境很難不後退，（盡管可以對她們的動機充分理解，她們的形象也是何其飽滿），用此種心态我似乎可以自然地理解評論《黑暗中的舞者》為“史上最膚淺最糟糕的電影”的影評人布拉德肖的感受，可能他會默念：“人怎麼能這樣？”。其二可以用這一例子解釋：在Selma行刑前手指發抖時候，對于故事如何“極端”、人物如何“純潔”的理解被拉斯帶回到“現實的人”，他讓人物的裂隙在某一短暫、又合情理的時刻填滿，（Selma面對死亡的恐懼而“手抖”——她并非有脫離人性的至高的勇氣）在“一down到底”的情緒列車中，裂縫填滿的原質顯現更能為不适的觀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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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棄真正的現實主義觀看經驗，面對極端悲劇造就的“崇高”但虛假的反現實，我們會很容易地會靠近這一問題：“這是不是真實的現實”，而在後政治的自由放任的社會中，部分觀者本身就不缺少在道德灰色地帶的思考，“強奸現實”的激進策略是起到“武器”般的效果？還是這本就是合乎秩序和審美的“特殊性”變相——拉斯作品加上他的各種含有挑釁意味的行為（“違反道格馬95《純潔誓言》”、“拍攝porn”、“我理解納粹”随後又公開道歉）。由此構成的“策略”的矛頭也許會不再銳利，甚至曾經質疑的評論回過頭來将它接收（或許現在某種推崇正在接收——“拉斯評論”如此泾渭分明），但我還是想自私地說，“壞蛋”是不能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