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姥姥的外孫》這個譯名，「姥姥」這個稱呼在我聽來是多麼北方，而電影說的，分明是南方的故事。
南方人不把母親的媽媽叫做姥姥，大多喊外婆，閩南語系裡又略有不同，「嬷」是最常見的。我就喊外婆「嬷má嬷mà」——但這不隻是因為我是南方人。
據我的小學老師講，她的孩子本來也要喊外婆作「嬷嬷」的，但是孩子的奶奶不高興，她聲稱自己是唯一的「嬷」，跟在「爺爺」這個稱呼後面的、唯一的「嬷嬷」；而孩子的外婆，應該被稱為「外嬷」。
我沒有見過我的奶奶，所以我的家庭裡沒有這個争論，我隻有一個「嬷嬷」。
《姥姥的外孫》裡的姥姥和我嬷嬷很像：頭發已經全白，生了三個子女，喜歡打撲克牌，時時念着菩薩保佑，對了，她們還都講潮汕話。
...嬷嬷的三個孩子裡，我媽是長姐，比舅舅姨媽大四五歲。小時候嬷嬷去做生意，我媽帶着弟弟妹妹，十歲未到的時候煮粥，站在凳子上撥弄高壓鍋，嘩啦一下一鍋粥翻下來，淋了半身。
别急，我沒有要怪罪我嬷嬷，她沒有不愛我媽媽。
恰恰相反，我可以很笃定地說，她最喜歡的就是我們一家。幾年前我回家，看到嬷嬷幾乎每天都會給我爸打電話，問三餐冷暖，着實是被震撼了一下：丈母娘和女婿如此親厚，在潮汕家庭裡實在不多見。
這是因為我們家确實是最省心的一戶。嬷嬷說我媽像外公，是老實巴交、默默付出的長女；我爸也是個好人，外公病重的時候，他還沒正式成為家裡的「女婿」，但也請了假在床前伺候，比親兒子付出的還要多；我呢，從小不調皮不惹事，好成績也給她掙了很多面子。
我們一家三口都是勤勞勇敢的勞動人民。
嬷嬷也是這樣的好人。我從小就是她照看的。那時候舅舅闖蕩到上海做生意，常年不在家，爸媽都要上班，所以我的假日和周末大多和她一起度過。
暑假的時候我和她一起睡覺，常常是我還沒睡着的時候她就已經開始打呼，我聽得睡不着，把她搖醒，她嘟嘟囔囔說“阿嬷又打呼了啊”，然後又睡過去。我還是睡不着，睜着眼看蚊帳上打結的網紗，想着頭上那個點以什麼為中軸線就能和另一個點對稱。
第二天，嬷嬷在天亮之前叫醒我，踩着自行車載我到海邊，在太陽還沒有全升上來之前泡泡海水，天下大亮的時候我們回家，到巷口買一點甜豆、烏榄或者鮮豆腐，回家就着白粥，就是我們的早餐。
自然也有叫不醒的時候。我醒來已經是九點了，我從二樓往樓下大聲喊一句“嬷嬷”，沒有回應，要麼繼續躺在床上做白日夢，要麼打開電視機看《貓和老鼠》，等嬷嬷買菜回來已經是九點十點了。反正嬷嬷不會喊我做作業，我隻管沖着風扇納涼就好了。
等到我五六年級的時候，舅舅從上海回來，買了帶小區的公寓房，嬷嬷也搬過去了。從兩層的小平房到帶花園的小區，嬷嬷的家一直都是舅舅的家。
住小平房的時候，嬷嬷的煩惱大多來自于子女的夫妻争吵，他們有什麼事兒都會到嬷嬷家的客廳來，一邊對吼一邊要嬷嬷評理。到了花園房以後，我去嬷嬷家的次數變少，她來我們家的次數變多，我總能聽到她和舅舅的矛盾，有時候是舅舅埋怨表弟常常呆在自己家，有時候是舅舅嫌她買菜買的不好。嬷嬷一邊抱怨着，一邊也說着「真是沒辦法。三個孩子裡就隻有你媽像外公，老實不惹事」。
這樣的狀态持續到我上大學。我去了北京以後，我和嬷嬷說，到我家來住吧，我的房間反正也不住了，她過來不就好了嘛。有次她和舅舅吵架，她真的搬了過來，可是也不過幾天，她還是回到了舅舅的家。我不解地問媽媽，她說：「嬷嬷怎麼會過來呢？那邊終究是兒子的家。」
我再也沒有問過嬷嬷要不要來我家住。我已經知道了，我的嬷嬷是不可能住到我們家裡來的。
不是兒女有别，而是内外有别。
...兒子是内，而女兒是外。對應到《姥姥的外孫》，則是那句被廣泛引用的台詞：「兒子繼承遺産，女兒繼承癌症」。
這句台詞出來的時候我啞然失笑，倒不是嫉妒那個能夠繼承遺産的性别，是因為這句話工整得宛如真理，「存在即合理」的那種真理。
電影裡的性别結構幾乎就是多數潮汕家庭的縮影。
大兒子成功，事業家庭美滿，但是母親患癌後不會主動提出帶她治療，向菩薩祈福的時候也不會多寫一句「願母親早日康複」；
...外孫也是一樣的，照顧姥姥的目的不過是她的遺産，即便在照護的過程中對姥姥有了更多的愛意，但是在知道自己手裡拿不到一分錢的時候還是非常憤怒。
重男輕女傳統裡長起來的男性，如果對自己所在的文化毫無反思，大概就是這樣。
或是精緻利己主義，或是不精緻的利己主義。
這樣的家庭裡，男性被賦予了所有的期待，他們的願望總是被無限滿足，因此他們天然地覺得自己理應獲得這世界的一切。母親也好，姐妹也好，妻女也好，如果不能被索取，也不能用來證明他們的價值，那就沒有意義。在這樣的結構中，他們隻會「要」不會「給」，隻會「赢」不會「輸」。
所以姥姥臨死之前體驗的，是一種靈肉層面上荒無人煙的孤獨。她的肉身向死亡走去，她的靈魂旁邊空無一人，而那些「赤條條來去無牽挂」的身外财物，被兒子和外孫窺視着，謹防它們随着她的肉身一起死亡。
或許這樣的孤獨對她來說早已不陌生：「我不喜歡農曆新年後的那一天，冰箱裡塞滿了剩菜，而我必須一個人吃完。」
而那些在冰箱裡被放壞了的食物，隻有女兒每周探望的時候會拿出來，然而，女兒的冰箱裡也時常有剩菜。
過期的食物代代相傳，帶來癌症，留給家裡的女性繼承。這些隻會「給」不會「要」，隻會「輸」不會「赢」的女人。
「兒子繼承遺産，女兒繼承癌症」——兒子不是一個身份，而是一個性别；女兒不是一個性别，而是一個身份。
無論是孫女，還是外孫女，我們都隻能繼承癌症。
我小時候趴在門邊看着爺爺把好看的彩色橡皮遞給表哥，說「這是隻給你的。」我呢？我當然不會有，用最性别歧視的角度想，表哥是他的外孫，而我和他同個姓氏，但這沒有用，我不會有屬于我的好看橡皮，更不會有被鄭重給予的鋼筆。
我再長大一點，姨媽生了表弟，我從乖小孩變成容易生氣的小孩：為什麼表弟可以不用跟人打招呼？為什麼他可以隻吃肉不吃菜？為什麼他不需要考很好的分數？我沒有辦法質問大人，我隻能偷偷把表弟的屁股掐出青來，然後等到姨媽來問我媽的時候等着被數落。
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那是不公平，不知道我為什麼讨厭表弟，不知道為什麼表哥分數一般也會被誇聰明而我數學成績那麼好卻從來沒有。而今我開始覺得不公平，我想知道：家裡的其他女性是否曾經也有不公平之感？
嬷嬷是家裡七個孩子裡排第二的女兒，她被留在家裡幫着做家務，不能上學，畢生不識一字。
媽媽是貧困家庭的長女，十五歲讀完中專就開始工作，支持父母，照顧弟妹。
姨媽呢，人生艱難卻無法從女性親友那裡得到支持，隻能聽到她人的「你脾氣太差」和「要多寬容」。
這些都是無解的死結。我甚至能想到，她們的應答不過是無可奈何的「這是老傳統，沒辦法的」，或者是防禦性的「那又能怎樣呢」，或者是更憤怒的「你還要我怎麼做」。
可我不會裝作看不見，不會粉飾太平，因為結構性的問題不會因為我不承認就不存在，更因為結構的問題不應該由個體來負全責。換句話說，一個人的痛，可能并不是另外一個人故意造成的，隻是因為痛的那個人看到了自己的傷疤，就無法再無視問題。
而當個體不再拒絕承認自己的苦楚時，存在千萬年之久的制度就有了松動的可能。
所以我還要繼續問「你會感到不公平嗎？」我不是為了找到答案，也不是為了「興師問罪」，我隻是要寫下我看到的一切，要提出我心裡的問題。
我要繼續寫，寫到寫不下去為止。
我希望有一樣問題的人可以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其他人也有同樣的疑問。
我也希望，公平和不公平不是唯一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