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出现“25年后”时，我愣住了。
这原本是我最期待的部分：她如何在48岁获得法学学位，然后成为人权律师，并为丈夫争来一张死亡证明。但在电影里，这部分只用一句“25年后”一笔带过，剩下的就是片尾简单的两句文字补充。
电影里的Eunice虽然是绝对的主角，但她大部分时候都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出现。我好想知道，去掉这两重身份的Eunice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在这一笔略过的25年里都做了什么。所以我试图收集了一些资料。
...Eunice出生于1929年。
她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她是左撇子，老师要求她改用右手写字并因此打了她，但她始终没有屈服。成绩很好，尽管父亲曾禁止她在高中之后继续学业，但她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麦肯齐大学（巴西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文学系。她能够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掌握了书面葡萄牙语，多年后还参与了儿子第一批文章的修订。
电影里有一幕：Eunice为丈夫奔走时，朋友打算让她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问她会不会讲法语，她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说（大意）。直到搜资料时，我才知道她至少曾经是会讲法语的。那么电影里的这句台词，如果不是她在谦虚，那或许就是一个称得上才华横溢的女性，在没入家庭之后逐渐丢失了自己的技能。
后来成为她丈夫的Rubens则没有考上大学，花了两年的时间环游世界（好松弛的人生！），然后去念了工程学。
1952年，两人结婚，生育了五个孩子。10年后，Rubens用上家里所有积蓄去竞选议员。2年后，巴西军事政变爆发，Rubens因发表批评言论而被剥夺政治权利，被迫逃离巴西，开始为期约半年的流亡。
...回到巴西后，Rubens成了一名工程师，并一直在偷偷帮助被迫流亡的人，帮与他们的家人联系。一家人在里约热内卢买了地，但还没盖房子。电影里也有这一幕，一家人在土地上畅想未来的房子，是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大环境下格外珍贵的情绪。
1971年1月20日，Rubens被军方带去审问；次日，Eunice和二女儿Eliana也被带走——根据后来的信息，Rubens正是在母女俩被带走的这天被军方折磨致死。Eliana一天后被释放，Eunice则被监禁和审问了12天，这12天里她瘦了20斤。（这一段在电影里看得很窒息。最让我震惊的是军队训练时唱的歌，大意是我要向人群扔烟雾弹，对付这些整天抱怨的人（后两句是更加残忍暴露的内容，但我忘了）。我知道这是军事独裁，但如此赤裸的表达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看电影时，能感觉到这对夫妇很恩爱，Rubens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查资料时，我觉得这种“好”得加很多个条件状语。比如Rubens决定用家里全部积蓄去参选议员时，Eunice其实很担心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只是她并没有因此阻止丈夫的梦想。比如电影里也有提到，Eunice提议举家离开巴西，他们的朋友也这样建议，但Rubens拒绝了；最后也是Eunice坚持要让关心政治的大女儿去伦敦上学。
Marcelo在书里写到：多年来，她一直都无法原谅他将家庭置于险境，置于一场不平等的、失序的、几乎注定失败的战斗里。对许多人来说，我的父亲是一位勇于抗争的大英雄。对她来说，当他知道这个家庭可能将经历所经历的一切时，他就该去流亡。但她一生都在为他而战。她为发现真相、谴责酷刑和施虐者而战。
我能理解Rubens所做的事很伟大，但这像一种很典型的故事类型：男人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女人则要在背后担惊受怕和默默承受——只是好在这个女人后来也被看见了，也成了大英雄。
48岁的法学毕业生
不用看电影都能想象Eunice接下来要面对多么糟糕的生活。她不停追问丈夫的下落，军方不承认是他们带走了Rubens，她则向检察院、人权委员会、总统提起上诉，向媒体曝光；她们家一直被军方监视，监视甚至从1971年一直持续到了1984年。孩子们总会向她找爸爸，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日益拮据——Rubens只是“失踪了”，她无法取出他银行账户里的钱。
最终她辞掉佣人，卖掉还没盖房子的土地，带着孩子们回到圣保罗，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Marcelo在传记里写：我们在家里跑来跑去，而她总是在学习，学习。Eunice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法学院（是的，再次第一名），毕业后，她开始为朋友处理离婚和遗产案件，经济窘况得以缓解。
她的律师事业越来越好，在处理小额索赔案件期间，她还曾担任联邦政府、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顾问。同时，她开始关注土著问题。
1983年，她与人类学家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一起撰写了文章《保卫帕塔索》（Defend the Pataxós，Pataxó是巴西的一个原住民部落，1961年，他们被驱逐出现存最大的森林并融入主流社会，失去了土著身份），“这篇文章是巴西原住民斗争的里程碑，并成为其他原住民的榜样”。
...原住民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土地被不当划定或征用，采矿、建造水电大坝等大型项目也会破坏原住民的土地和生活环境，甚至剥夺他们的生计。她代表原住民与政府、与商业机构对话，为他们争取空间、争取尊重、争取经济补偿，必要时与原住民政策抗争——这些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
她参加了多个与原住民有关的民间组织，参加电视、报纸等公开辩论。她反对将原住民划分为“传统”（孤立，不与白人接触）和“解放”（倾向于文化适应），认为这会导致后者被剥夺土地。
1985年，Eunice与其他三人合著书籍《国家反对印第安人》（The State Against the Indian），系统梳理了巴西的土著法律，强调土著人民是享有权利的个体，批判了土著政策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提出了解决土著问题的视角。这本书也是土著事业的一个里程碑，而书籍的想法及其中大量的梳理工作，都是Eunice完成的。
在1988年巴西新宪法通过前，原住民“不被视为公民，无法签署针对国家的诉讼”；制宪时，Eunice担任顾问，推动土著权利被写进新宪法中。哲学家、作家及原住民领袖Ailton Krenak说：“谈论独裁统治期间的原住民运动，就不可能不提到Eunice Paiva。”
电影里，在25年后，她头发苍白，仍坐着小型飞机去那些深入的土著部落。她说她没打算退休。现实里，一直到2008年，79岁的Eunice才因为阿尔茨海默症而被迫减少工作。
...Eunice的另一项终身事业，是为丈夫和像丈夫一样的失踪者争取权益。
军方一直否认带走了Rubens，直到1986年，才有一位当时的军医表示，他当时目睹了Rubens被酷刑折磨至重伤。
Eunice领导了公开军事政权受害者档案的活动，成为反抗军事独裁统治的象征——不止Eunice，当时多位政治犯的遗孀都联合起来反抗军事政权。她公开要求政府对政治失踪事件采取行动。1996年，巴西政府颁布法律，将在军事独裁期间因参与政治活动而失踪的人认定为死亡。Eunice受总统邀请，出席了这部法律的签署仪式，是唯一一位受邀的失踪人员亲属。
正是有了这部法律，1996年2月23日，Eunice终于领到了丈夫的死亡证明。
...但这并不是终点。
1979年，巴西在独裁期间颁布了“大赦法”，允许流亡者回国并释放政治犯，同时对独裁期间犯下的罪行给予普遍赦免。Eunice是最早批评“大赦法”的人之一（2010年，巴西最高法院裁定“大赦法”合宪，但这个结果至今仍受到质疑）。通过她的政治参与，2012年，国家真相委员会成立，通过收集1121份证词，调查独裁期间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2014年，国家真相委员会发布报告，其中确认了Rubens死于军队的酷刑，并指出了导致其死亡的罪魁祸首。同一年，联邦检察院对杀害Rubens并藏匿其尸体的独裁政权成员提出指控，这是第一次对独裁期间杀人事件的军人提出刑事诉讼。这一诉讼被联邦法院受理了，但因为“大赦法”等因素，诉讼程序最终暂停。
而且，正如电影里演的那样，至今无人知道Rubens的尸体埋藏于何处。
2018年12月13日，Eunice离世，享年89岁。
“我仍在此”，但我走了更远
我大概能理解电影为什么着眼于家庭、略过那25年，它在讲糟糕的政治如何剥夺日常的幸福，如何让当时稀松平常的海滩生活在日后显得那样不寻常。但把这25年展开来，是另一种震撼，一种更加具体的震撼：关于一个女人如何战斗，关于爱、正义、生命力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生生不息。
很多资料都会探讨Eunice为什么关注土著问题。根据统计，在军事独裁期间，共有8350名原住民因军方人员而死亡，实际遇难人数很可能远高于此；而且，独裁期间，为了填补资金短缺，政府觊觎原住民土地的矿产资源，并对他们施加了许多暴力行为。换句话说，当Eunice帮助原住民时，其实也是在反抗独裁统治。
我也完全理解这样的探讨，也确实从中知道了原住民问题与独裁统治的关联。但当看到Eunice为了原住民问题工作一生时，我又不禁觉得这样的问题有些狭隘，仿佛人一定需要一些缘故，才值得去做原本就正确的事。
电影讲的是“我仍在此”，而Eunice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我仍在此，但我已经走了更远。
很喜欢Marcelo对母亲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礼仪专家那里读到过，在酒吧或餐厅，男士应该先入场观察，确认环境是否足够尊重，再让女士进来。但母亲教给他的却完全相反，应该让女士自己评估环境是否足够友好——男士感受到的尊重，对女性也同样适用吗？女士应该受到男性评判的保护，继续处于男士的监护之下吗？Marcelo认为母亲是对的，遵循了母亲教给他的规则。
...Marcelo从2015年开始撰写母亲的回忆录，当时真相委员会已经发布了报告。他在采访中说：“我意识到，当巴西开始讨论自己的记忆时，我母亲却正在失去记忆。”
《我仍在此》也遭遇了巴西极右翼的抵制。AP NEWS写道：在作品的庆祝活动上，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向Marcelo竖起中指，然后扔了一个啤酒罐和一个背包，击中了他的头部。
2025年1月23日，《我仍在此》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同一天，Rubens的死亡证明上，死亡原因由“失踪”更正为“死于国家之手的暴力”。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关联，但我想到了电影里，在25年后，Eunice在那张沙滩合照背后，认认真真写下了合照的原因和时间。
或许，记录总是有用的。
...参考资料：
[1] Eunice Paiva: uma Antígona brasileira na defesa dos direitos humanos para além da finda-linha. https://pepsic.bvsalud.org/sc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2316-51972018000100003
[2] 'Ainda estou aqui': por que caso da ditadura retratado no filme segue sem resolução no STF. https://www.bbc.com/portuguese/articles/cj6e5886n3do
[3] Author behind Oscar-nominated film finds praise and ire for his rebuke of Brazil’s dictatorship. https://apnews.com/article/brazil-im-still-here-oscars-rubens-paiva-movie-book-bb1e9db4a1df239cc14b0d8523e3ce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