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看待銀幕作家筆下的靈感危機電影？

自《日落大道》以來，一種“缪斯模式”不斷在這個題材内上演：

失意作家陷入低谷，開啟尋求靈感之旅，他們或進入古怪場域（《巴頓·芬克》），或徹底遁入自我的離奇（《改編劇本》），而終有一位缪斯，以一種崩塌焚毀式的收場，終結這場作家理性的危機，彌合他們與感性世界的鴻溝，靈感也在此時，再度如黎明天光般乍洩。

時至今日，這種“缪斯模式”無論再卑微真誠，甚至如洪尚秀《小說家的電影》那般完全替換性别，也難免在《西比勒》這樣的女性靈感危機電影前顯得陳腐。

男性作者對缪斯的渴求，仿佛非要一位混合性與靈的女性形象，才能引領他們穿過迂腐纏身的現實，進入下一段嶄新的迷茫。在性别議題上，《日落大道》後的靈感危機電影甚至是一種倒退，就女性形象客體化的豐富度而言，《日落大道》中的諾瑪在開端既是頂峰，因為她僅憑一人，便完成了整個理性危機的塑造。

即使如此，茹斯汀·特裡耶在《西比勒》中也僅僅提供了一種鏡像，她書寫屬于女性的現代危機，剝離了男性作者難以克服的障礙。不過，對現狀和危機根源的描述，《西比勒》未能比《改編劇本》或《巴頓·芬克》更進一步。他們依然停留在人物内心，而未能直面那種模糊的現代性愁緒，那股在當代熊熊燃燒的理性之火。

靈感危機，實則是理性危機

《紅色天空》的文本相當簡潔，佩措爾德用一個輕巧的開場，完成了同類影片連篇累牍才能建立的表達：

錯亂的理性像一輛半路抛錨的車，從車上走下的人失去直達終點的工具，隻能憑借直覺徒步進入森林；消失的夥伴重新現身，立即成為與自然合謀的敵人，恐懼讓友誼的玩笑變成争鬥，柏林來的現代人，自此開始理性的冒險。

作家被抛入荒野，這是靈感危機故事最讨巧的地方。

我們很容易想象都市人進入荒野的情形，若非經過訓練，失去現代工具的他們會被剝離賴以生存的理性，因為建構于都市的日常理性在野外無處施展。除非這些都市人也崇尚自然主義，或是寫生畫家、作家。

荒野對作家具備意義，因為荒野本身也能構成作家完成職能的材料，因為人與其社會職能在當代牢牢綁定。現代理性已将作家視作一種職能。正如片中的交鋒：修房子是工作，清潔衛生也是工作，而作家為何隻稱寫作為工作？這幾乎是一種來自前現代野蠻人的嘲弄。

荒野是一種比喻，一種令現代人無所适從的環境，正是抽象意義上，人類共同面對的理性危機。荒野可以是叢林，也可以是牆紙剝落的旅館房間、不可能完成的改編任務，錯綜複雜的荒誕劇組……在靈感危機的故事裡，作家面臨的實際是理性危機，想邁過它，必須對自我巡視，也即完成對人類普遍理性的檢閱。

因而，這些故事裡的作家無一不是最理性的人。

他們信奉天道酬勤，正如巴頓·芬克厭惡鄰居的騷擾，查理·考夫曼因工作拒絕女郎回家的邀請，萊奧拒絕去海邊遊泳的邀請；他們同樣精于工具理性，即使那是種道貌岸然，巴頓·芬克還是會請名作家代筆為其改稿，麥基的成功令考夫曼低下頭顱，萊奧招待編輯也會預訂最好的房間。

可遲遲不來的靈感，不斷證明這些命題的失靈。天道并不酬勤，鑽營不一定會有結果，麻煩纏身之時，人需要重建的是整個心靈。

這條追求靈感之路，即是現代理性人被抛入荒野的旅程。

克服愛，理性再無敵人

在靈感危機的故事中，拯救作家的缪斯總是理性的敵人，是柔軟的愛情将人從固執和偏見中拯救出來，無論這種偏執是對榮華富貴的渴望、發因于才華的自尊，或是那個最簡單而深嵌的念頭：我要成為作家。

可在《紅色天空》中，我們看見了一個克服缪斯的人。

影片用整個第一幕描繪了萊奧拒絕缪斯的過程。在未曾與對方碰面時，他内心的理性鐵律已在抗拒她的出現，而目睹她紅色的身影後，他依然拒絕與對方進一步交流的可能。盡管意識的暗流讓他前往了海邊，讓他對競争對象遊泳安全員充滿惡意，他還是什麼都沒做。他内心無人知曉的争鬥正是山火的火種：理性以為戰勝了欲望，而意志早在暗處燃起焚毀一切的大火。

随着影片繼續進行，理性也以更多的方式壓抑着愛欲。它有關自我尊嚴，不允許萊奧在愛人面前失足扭腳；它圍繞異化勞動，愛欲對象半夜現身床側，萊奧還是隻關心自己的睡眠質量而無半分邪念；它嘲笑她的東德口音和底層工作，用都市文化的身份蔑視愛欲；而最高潮處，愛欲卻以魔法戰勝魔法，文學博士的名頭讓萊奧的理性屈服，他終于愛上了她，卻是因為再也沒有不愛她的理由。

克服缪斯的過程是痛苦的，在這個進程裡，人就像被山火點燃的野豬。

作為對照的同性戀愛人，則成為了诠釋這場大火的腳注。

愛欲雖然再也無法抵抗當代世界的理性山火，卻依然在最後時刻手拉着手，忍着焚身之痛，維持着愛欲自身的形狀。而另一頭，理性再無敵手。他對此等壯烈的人間景象再無知覺，他流不出眼淚，隻能繼續思考如何善後，才能讓這場山火徹底平息。

21世紀的靈感危機

可以說，《紅色天空》是一部絕對的當代電影，在靈感危機故事已被既有類型演繹出“缪斯模式”後，他給出了一種“反缪斯”的方向。

而這并非空穴來風，無論是《改編劇本》結尾不曾流變的花朵，或《日落大道》的作家之死，都構成了與《紅色天空》中山火一樣的指意。但佩措爾德卻以一種德意志的思辨，找到了一個描繪當代人理性危機最為準确的圖景。

理性一直、且終将勝利着，即使其過程伴随着愛欲的反抗，這在當下已成為人類最大的危機。

銀幕作家們一再書寫靈感危機的故事，實則也是對自身現狀的反寫。正如我們在此批評一些影片的陳腐，在當今性别議題、階級問題如此凸顯，以至于創作者也不得不面臨觀衆的理性批判時，依靠自我趣味自由創作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本應自由的創作念頭，總被另外的七八個念頭制約着（正如查理·考夫曼在其小說《蟻》中所譏諷的）。

在生活領域，科技則正将人類帶向一個非人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理性将成為絕對的主人，缪斯将失去蹤影，或也被嵌入理性的圖景。

就像《紅色天空》末尾，缪斯斷去雙腿，坐上了輪椅，成功的文學作品，不再是她耗盡耐心賦予的靈感，而是理性對理性的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