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紀錄片《風起前的蒲公英》導演、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絕大多數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們初二、初三轉學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過。他們是社會學定義中的“流動兒童”,這是一個常見的标簽,也是很多人關懷的社會議題。但是随着我們的拍攝,我們覺得在标簽之下,是屬于每個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們生動鮮活的青春,他們的少年時代。
長大之前,放聲歌唱
2025.6.7 深圳
大家好,我叫梁君健,我在大學裡教書,也是一名紀錄片導演。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紹一部即将上映的紀錄電影《風起前的蒲公英》。
生機勃勃的蒲公英中學
這部紀錄片拍攝于蒲公英中學,它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經政府批準的、專門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開設的初中。
2017年4月,我第一次來到蒲公英中學,校門外的這條馬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周圍的幾個村子裡住着五六萬在北京各個行業工作的人,每到早上七八點鐘,馬路上就擠滿了等公交車的人群,大家要在這兒坐公交到附近的地鐵站,再順着地鐵去到城市的各個角落,開始一天的工作。
跨過這條馬路,就來到了蒲公英中學。

一進去我就被這個校園驚到了,蒲公英中學以前是老三餘村的村辦工廠,教學樓是由老廠房改造成的,學校的老師帶着孩子們在牆上畫了各種各樣的壁畫。
尤其是進到跨院裡時,迎面的牆上畫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動,特别生機勃勃。

生機勃勃,正是蒲公英中學帶給我的第一印象。
去學校之前,我的一個師兄向我介紹了蒲公英中學的合唱團。他告訴我,這個合唱團很不容易,幾乎所有孩子在小學時都沒有上過音樂課,甚至連音樂老師是誰都不知道。但是經過初中一兩年的訓練,他們可以和專業的合唱團同台競技,甚至拿過全國合唱比賽的亞軍。
蒲公英合唱團的領隊是袁小燕老師,她已經在這所學校裡教了十多年音樂。

這個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的小男孩就是權煜飛,是最早躍入我們鏡頭的拍攝對象。他的學習成績非常好,跟着老師去做家訪的時候,我們看到他的家裡滿滿一面牆上都貼着他的獎狀。他也有些調皮搗蛋,在合唱團裡總被袁老師點名。

正是從他的身上,我們開始慢慢感受到,雖然都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但是每個人對于北京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理解。
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有的是出生後不久就被父母帶來了北京,他們在這座城市裡長大,但他們對于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們又不太一樣。
跟着孩子們坐大巴車去參加演出的時候,他們經常四處張望,談論車窗外路過的城市景觀。有一次經過西二環,一個男孩突然認出來這是他父親之前做工的地方,他特别高興地告訴所有的同伴。
還有一次孩子們坐車經過東四環,他們看着遠處的高樓,車裡隻有權煜飛很快地認出這是CBD,其他的孩子大多沒來過。一個小女孩很驚訝地說,為什麼在這樣的高樓大廈附近,還會有破破爛爛的平房?

張展豪特别懂事,他很心疼自己的父母,也知道父母的艱辛和為自己的付出。
拍攝中有一個段落特别令人動容,那天張展豪的父親接他放學回家,父子倆在一個路邊攤吃晚飯,張展豪拿起一張豆皮,卷了一筷子的京醬肉絲遞給父親。

他心裡一直很清楚,如果未來想上個好高中,考個好大學,就必須盡早回到他的生源地,去适應那裡的學習節奏。
在我們拍攝的第一年結束之後,張展豪轉學回到了河北縣城的一所中學去讀初三,成為這部紀錄片裡第一個離開合唱團的同學。

到了初一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發現她其實唱得很好。
有一次排練,袁老師隻給她彈了幾個和弦,她就把整首歌曲都唱了下來。袁老師鼓勵她說,你其實所有的音都是對的,但你聲音太小了,要放開一點,我還指望着你在第二聲部給我撐起一片天呢。

王路遙是一個成長型的人物,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裡,我們看到了她非常大的變化。
馮小雲是這四個孩子裡最小的,在我們拍攝第二年才入學初一。但是她一進來就展現出了極強的音樂的天分。

簡短的告别之後,其他的男生都走了,隻有權煜飛還想留下來。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星期裡,他一直在合唱團裡待着,跟着女孩們一起參加排練。
在拍攝過程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雖然很慢,但權煜飛逐漸對合唱團有了感情,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發現這一點。
在那個學期初,合唱團開始排練《北京歡迎你》,要在中網比賽開幕式上表演。這是權煜飛最投入的時候,他特别想加入這次演出,排練時努力地表現自己。他還仔細琢磨譜子,甚至發現了袁老師發的曲譜中有一處錯誤,袁老師也立即肯定了他的發現。

有時他默默地支着自己的下巴,聽女孩們歌唱,有時他會故意扒拉窗戶,弄出一些動靜來。我想,他可能是希望老師注意到他吧。

拍這段的時候我很心疼,這個十二三歲的男孩,他其實很想和老師争取,很想說出自己心裡的期望,但又不知道該如何表達。
兩三周之後,權煜飛不再來了。他徹底離開了合唱團。

馮小雲面試時驚豔全場,路遙明顯有些不甘心,面試結束後她特地留下來問袁老師,是我們這一屆唱得好,還是新一屆唱得好?

當上團長後,她會主動在袁老師有事時帶着大家溫習譜子。
我們發現,在初二的上半學期,合唱團構成了路遙個人價值中特别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年秋天,合唱團得到機會在一場慈善晚宴上演出,表演的時候,孩子們發現底下坐着黃曉明。唱完之後,路遙就立刻沖了出去,直接跨過了黃曉明的經紀人,拉住黃曉明的手問:“你願不願意和我的同學們一起合張影?”黃曉明高興地同意了孩子們的請求。

但就是這樣一個對合唱團很有價值感、很投入的孩子,也不得不在初二上學期結束的時候面臨離開。
路遙的父親計劃讓她初三轉學回老家,希望她把更多時間用在學業上,全心全意地把學習成績提上去。
路遙有一個哥哥在其他城市上大學,她的媽媽經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平常路遙的生活都是她的父親在照料。每周五下午,她的父親會開着一輛破舊的面包車接她回家,給她做飯,看着她寫功課。
有一次放學路上,王路遙試探着問爸爸,自己以後如果專門學音樂怎麼樣?他爸爸的回答讓我印象深刻。
他說:“我們就是普通人家,不認識誰,我怕你走這條路以後吃虧。我們不希望你考一個多好的學校,但能上一所普通的大學,畢業之後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是最重要的。”
後來排練的時候,路遙和袁老師哭了一次,她告訴袁老師,自己一定不會離開的,她想繼續唱歌。她還承諾袁老師會把自己的成績提上去,讓爸爸安心。

相比之下,馮小雲是一個不太一樣的故事。
我們第一次見小雲父親是陪着袁老師去做家訪,大多數時間她的父親都闆着臉,看上去很不好打交道的樣子。
但當袁老師最後問他,對學校還有什麼建議的時候,他的父親突然露出了笑容。他說,我覺得你們讓孩子們去唱歌特别好。他還有點不好意思地告訴袁老師,自己印象中就隻有那英、劉歡那些老一代的歌手了。

初一那年冬天,小雲前去一所專業的音樂學校參加考試。小雲的爸爸開車全程陪着她,給她鼓勵,幫她寬心,在小雲緊張的時候主動伸出手來和她擊掌。
如果小雲通過了考試,接下來的兩年中,她會一邊在蒲公英中學學習文化課,一邊在這所音樂學校裡系統地學習音樂專業。
但最終,小雲沒有通過考試。
不是因為她成績不好,也不是因為她專業不行,而是因為她在一項與專業無關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評價。具體的原因大家可以去片子中看,它其實和一項社會性的規則有關,而當時的小雲作為一個天真的孩子,并沒有習得這樣的社會規則。
每個人對這種社會規則和社會篩選都有自己的态度,但我覺得在一個孩子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就經曆這樣殘酷的過程,經曆一場巨大的失望,是非常讓人心酸的。
小雲從老師的短信中得知了落選的消息。當時她正和爸爸媽媽吃飯,特别努力地控制情緒,隻用了三個字告訴自己的父母:落選了。
但幾分鐘後小雲還是忍不住對着鏡頭抱怨,說自己完全沒心情吃飯。

她看見了鏡頭和鏡頭後的我們,露出了笑容。看到她的笑容,看到她仍然留在合唱團裡,我心裡有種莫名的欣慰。她遇到的那個打擊,看上去已經過去了。
四年後,片子完成了,我們邀請幾位主要的拍攝對象來确認最後一稿剪輯。沒想到馮小雲看完影片之後,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很理解王路遙的爸爸。”
因為路遙爸爸所擔心的事,就恰恰發生在小雲的身上。
我有時會想,當年的挫折對小雲來講,究竟有沒有過去?這很難判斷。對于生命中很多不那麼美好的體驗,我們常常需要用很長的時間不斷去思考它、品味它、理解它。
可能随着小雲的成長,她也在不斷地重新理解當年的經曆,重新理解自己的痛苦。
逆襲❌ 成長✅
2019年拍攝完成之後,我們獲得了800多個小時的素材。該如何去剪輯這些素材?這是接下來四年裡困擾我們的事情。
最初開始拍攝的時候,我們設想的是跟随袁老師、跟随這個合唱團裡面最出色的幾位同學,去拍攝他們為比賽做的準備,記錄他們在舞台上的優秀表現,最終展現音樂給他們帶來的自信與成長。
但後來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拍攝。首先當然沒有什麼逆襲的故事,而且我們也很難找到以往紀錄片裡所謂的“主線人物”。每當我們開始熟悉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轉學了,從鏡頭前離開了。
我記得第一個轉學的拍攝對象叫史甜雨。剛開始拍攝的時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團的團長,唱得特别好,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是個很可愛的女孩。

其實在拍攝過程中,我們認識了很多孩子的父母。他們大多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來到這座城市,那時候正逢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整個城市都在飛速建設、飛速發展中。
這些孩子的爸爸媽媽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代人。他們沒有受過特别好的教育,但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辛勞,在這座城市紮根下來,生養了他們的子女,并努力為子女提供更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
蒲公英的絕大多數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們初二、初三轉學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過。他們是社會學定義中的“流動兒童”,這是一個常見的标簽,也是很多人關懷的社會議題。
但是随着我們的拍攝,我們覺得在标簽之下,是屬于每個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們生動鮮活的青春,他們的少年時代。
我們也會發現,孩子們關心的事情和我們關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樣。我們所感受到的一些意義、一些問題,好像對于這些孩子們來講并不是如此。
記得在拍攝的第一次演出之前,袁老師不斷提醒孩子們“飽吹餓唱”,一定不要吃太多。結果孩子們雖然沒吃多,但喝了不少碳酸飲料,一個個肚子脹脹的,唱歌的時候也荒腔走闆,演出不太成功。


而老校區已經成為曆史。2018年年底學校搬到新校區之後,老校區的房子就開始拆除,對面的老三餘村也完成了搬遷。以前數萬個租住在那裡的人們,也不知道他們會在怎樣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後來當我們站在新校區的樓頂,看向老校區的方位時,那兒已經是一片空空蕩蕩的城市綠地。

策劃丨斯文、陽子
剪輯丨大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