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數不清的國人奮力出逃故土，又在年跟頭奮力歸途的日子。随着城鄉差距的縮小，農村人口在城市的生根發芽，那段掙紮的歲月也許會模糊沖淡，但卻深埋在國人心底繼續作為國民性的一員影響着每一個人。

全片一共記錄了兩次歸途，一次是張昌華夫婦二人回家，另一次是女兒張琴辍學打工後三人一同歸家。兩次歸途的模式幾乎一模一樣，即年關将近，兩夫婦在外打拼一年迫切地想回鄉看望他們的孩子，也是心頭最大的牽挂。

對象典型性

這部紀錄片就是對這段記憶的記錄和轉譯，個人而言，對我沖擊力十足，因為我的原生家庭和片中張琴一家的家庭狀況高度類似。作為父母外出務工，童年時期由祖父母照看長大的孩子，觀看這部紀錄片時，我很難置身事外，往往與主人公産生共情。然而，當那段中國城鄉割裂發展，成為低效用價值的“世界工廠”的，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時代成為曆史，我身處曆史的另一端向過去遠眺之時，我又獲得了許多對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人的更深層次的理解。直到如今，農村，抑或是欠發達地區人民隻身前往發達地區，省吃儉用攢錢以供養子女讀書成才的城市反哺農村的生活狀況仍然是不少人家庭的主要行為模式，《歸途列車》的核心母題有二，其一是鐵路交通系統不便對國人生活的負面影響，其二就是對當代農村人生活模式的表現和反思，本文是對這一現象的分析和反思。

陳素琴和張昌華兩次歸家，到家的第一句話都是問兒女的學業有無進步，期末考試成績怎樣。當張琴毅然決然地放棄學業，夫婦二人表現出無盡的擔憂，他們并不清楚張琴的學習狀況，也不知道孩子内心早就産生了嚴重的厭學情緒，隻求張琴回家讀書，他們心甘情願在外打拼吃苦也要成全子女安心讀書。而之所以片中主人公獲得了國内觀衆的廣泛共情，是因為鏡頭下的這戶人家，實際上是導演在做過廣泛社會調查和實地走訪之後精挑細選選中的拍攝對象，他們家庭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很好反應了中國家庭的生存困境。

苦難循環的底層邏輯

随着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不斷推進，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市場，其結果就是中國成為了明碼标價，不考慮其複雜社會曆史環境，人民生活訴求，而被貼上标簽寫明大小尺寸利用價值所在的商品出現在西方發達國際的視野中。當時中國人口衆多，同時經濟欠發達，技術落後，國民受教育情況一般，勞動力價格低廉，理應适合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于是，西方跨國企業在廣州開設大量生産工廠，片中張琴父母從事的服裝生産加工就業崗位也是外資企業造就。這類職業，就像那位火車上一同返鄉的西裝革履的青年所說的那樣，往往待遇微薄，工作環境惡劣，沒有發展前景，說到底就是出賣勞動力換取一些收入。這份收入雖然不能讓人們在城市過上好日子，卻能在物價水平更低的農村過上不錯的生活了。因此，自從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大量中西部地區的人們來到沿海發達地區，他們文化水平較低，将家族複興的願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力圖用自己省吃儉用為老家親人們換取更好的生活條件，為孩子将來讀書鋪平道路。

這一切看似理所當然，實際上卻荊棘叢生險象環生。無數家庭将階級跨越的方法是父母外出務工，依靠子女成績優異，考入高等院校，以改善家庭收入狀況，從而實現階級跨越。首先，子女在農村學校就讀就意味着一般的教育環境。除了城鄉經濟發展有鴻溝，教育領域更是如此。更差的教育環境就意味着在農村就讀的孩子依靠成績考出去的少之又少，隻有少量依靠技術而非體力工作獲得收入的農村群體可以獲得較高收入，從而将孩子送入城裡學校讀書，獲得較大的改變命運的機會。

不幸的是，那些沒有技術，純靠體力生活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往往因為工作原因無法将子女留在身邊照看，其子女也隻能獲得較差教育，這就形成了一個閉環，也就是苦難群體沒有途徑可以翻身，隻有将信念寄托在子女身上以獲得慰藉。如果運氣好，子女争氣，愛讀書會讀書，即使在更糟的教育環境中成長也能考入城裡學校，那麼他們吃得苦就有可能換一個子女好的前程，家族更好的命運。也就是說，農村人的底層生活邏輯是将苦難劃歸成年人承擔，而不論子女切實情況，将讀書一條路走到黑，将命運托付給概率，如果孩子成績好，那就萬事大吉，如果成績不好，那就再生一個。

苦難循環的影響

實際上，這樣的家庭少之又少，父母缺席子女教育，子女更容易産生性格缺陷，更難在求學過程中獲得幫助，更難取得好成績。因此苦難循環的第一重影響就是階級固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農村孩子的競争對手不僅僅來自于農村。中國的教育考試機制決定了，中考全市劃定統一分數線，而高考則是全省劃定統一分數線，城裡孩子的成績往往高出農村孩子一大截

更可悲的是，當時的中國由于生産技術水平低下，工業化程度低，沒有向外比較優勢，農民群體唯一的優勢就在于其勞動力成本低。為了國家的發展，為了原始資本的積累，犧牲農民群體的利益，城鄉差距的加大幾乎成了必然選擇。這也是為什麼如今黨中央着力強調城鄉協調發展，教育公平等等。如果政府不出手進行宏觀調控，将社會資源進行再次分配，這一苦難循環幾乎牢不可破。為了我國的繁榮昌盛，勞動人民做出了巨大犧牲，社會主義的中國，理應給當年為經濟做出重大貢獻的勞動人民更多便利優惠。

對于當時的大部分勞動人民群體，這一苦難循環是幾乎無解的。他們既缺少教育知識，不懂的幫助子女讀書，又無法通過勞動徹底改善子女生活狀況。因此，“歸途”就顯得格外重要。以前，我以為父母的一句關心是出于對孩子的關愛，也是寒暄的一種方式，簡單直接接地氣，以打破一年未見的隔膜。如今我才醒悟，多少國人，多少農村人，是将供養兒女讀書作為大家族實現階級跨越的唯一心理寄托。這也是為什麼張琴父母，還有千千萬萬走在春運路上的農民工群體，不惜高昂的車票費用，不惜在車站風餐露宿等待一星期，也要回到老家。回到家的第一句話是“今年成績怎麼樣？”也就顯得十分合理。

這一切又導緻了農村家庭的另一重苦難，也就是短片中高潮部分父女二人矛盾徹底爆發表現出的兩代人之間的隔閡和誤解。張琴父母從小到大沒有打過張琴，但是這一次，在攝影機前，父女大打出手。父親不會意識到，自己和妻子千辛萬苦為孩子讀書打拼，但是卻成了張琴最大的壓力和痛苦的來源。張琴更難明白讀書對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麼，放棄讀書，外出打拼她又将踏上和父母一樣的路，将未來的希望寄托給下一代。

“苟住青年”的來曆

我的家庭狀況和張琴相仿，不同的是，我的父母有一技之長，不用出賣體力做最低效的工作，因此收入好于張琴。從小我也在祖父母身邊長大，父母一年到頭才回來一次，回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成績怎麼樣，這也成了多年來我們之間唯一的話題。因此當看到同樣的場景被搬上大銀幕，我的體驗是親切熟悉的，反思後又發現其中的普世性，進一步思考才想明白其中的可怕。

讀小學後，我爸媽将我從老家接到杭州讀書。原本我是在他們工作單位附近一所一般的小學讀書的，後來為了改變命運，他們毅然将我送到城裡小學，每天來回三四小時的公交車，堅持了六年才有了新房。我家看似條件好于張琴，實際上，也采取了同樣的生存策略。我隻不過是考上了好大學，才免于走上父母的老路。看完《歸途列車》，我不禁想，萬一我出生在她那樣的家庭，萬一我低了幾分沒有考上重點高中，那我的人生會是怎樣？應該會不如張琴，她至少有勇氣争取自己想要的自由。而我，隻是苦難循環的幸存者，一路苦苦求學，一路小心謹慎，這也造就了像我一樣的零零後青年明哲保身，求穩的生活态度。“苟住青年”的大量出現，就是因為好不容易走出了苦難循環，不願意丢棄手上現有的，去追求更多的。這就好像解放戰争時期的民族資産階級一般，他們有一定的私有資産，就沒了革命的血性。當下的人們沒必要苛責苟住青年沒了青年的鬥志，追求公務員，教師這樣穩定的職業，因為他們也是幸存者。

當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時期，社會需要有闖勁有拼勁的年輕力量，社會需要高精尖領域的突破性進展。可是不曾想，千軍萬馬走過獨木橋的高考模式下獲得成功的小鎮青年們大多說其實是最害怕漂泊和不确定的創業生涯的。那些有資本去闖去拼的人，往往家纏萬貫，具有揮霍和失敗的資本。這一社會問題必須得到重視，才能打破學曆通脹，創新疲軟等諸多社會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