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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怪人》（1931）的续集《科学怪人的新娘》（1935）中，由科学家亨利·弗兰肯斯坦通过尸体组成的「生物」在山间小屋遇见一位年长的男性盲人隐士（00:34:55-00:44:34）。他与「生物」交好并教授其英语(Bride 00:36:40-00:43:15)。然而当迷路的村民来到小屋，他们认出了「生物」是乡间怪物（Bride 00:43:15-00:43:57）。最终，他们枪击「生物」，烧毁小屋并号称将盲人从「生物」处拯救了出来（Bride 00:43:59-00:44:34）。在这组镜头中，为什么健全的人以善意与怜悯对待男性盲人隐士然而他们却不尊重并追杀哑巴的「生物」，况且骇人的缝针布满「生物」浑身，他还有一颗畸形的脑子？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分析恐怖电影中对残疾与酷儿的描述表现，运用对原著小说《弗兰肯斯坦》和包括该电影系列在内的改编作品的研究，并介绍残疾研究与酷儿言论的交集——打残理论（crip theory）。透过打残理论的视角，本文将表明「生物」与男性盲人隐士被区别对待，是因为他们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刻板叙事，分别将残疾和内心堕落与天使道德关联起来，而且「生物」包括但不限于性别的非二元身份挑战了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
在《打残理论：酷儿与残疾的文化符号》（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中，罗伯特·麦克鲁尔（Robert McRuer）介绍了基于共有的病理化历史和双方沉默无言的正常类别（即健全与异性恋），将残疾研究同酷儿理论连接一起的「打残理论」（McRuer 1）。无言的类别相互交织，产生了“强制性健全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compulsory able-bodied heteronormativity）”（McRuer 1）。健全，在字典中作为“残疾的反面”，指的是在“在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中”将人在工作中的灵活性（flexibility）视为常态规范的强制性概念（McRuer 7-8, 16）。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指的是强制默认“几乎所有人”应该在一段所谓“正常的两性关系”，性（sex）与性别（gender）一致——也就是「顺性别（cisgender）」——和对异性的追求，也就是「异性恋（heterosexual）」。由此一来，这两种类别独立又共同地产生了残疾与酷儿。而电影中，「生物」的残疾与非二元全方位破坏了健全顺直规范。
通过造型设计和叙事，「生物」在诸多方面被描绘为残疾，比如认知障碍，皮肤伤残和哑巴。在第一部中，那颗大脑字面意思上也是比喻意义上被贴上了「畸形（abnormal）」的标签，据教授说是因为它的退化导致了其前主人的暴力残忍（Frankenstein 00:07:19-00:07:45）。在《科学怪片：经典恐怖电影中的医学怪物》（Frankenflicks: Medical Monsters in Classic Horror Films）中，罗切斯特大学健康人文与生物伦理系的荣誉退休教授斯蒂芬·布朗·克拉克（Stephaine Brown Clark）指出造型设计中，「生物」头颅上的伤疤在视觉上提示人们内里有个畸形的脑袋、拼凑的身体和它们的残疾（Clark 136-137）。「生物」自身的缝合更进一步展示了可见的身体残疾（Clark 137）【注1】。当盲人试图通过肢体接触来邀请「生物」入屋时，他摸到了那些缝针，说“你受伤了，我的朋友（You are hurt, my friend）”，承认了「生物」的皮肤损毁(Bride 00:37:28-00:37:35)。「生物」的哑巴是另一个残疾的标志。肢体接触后，隐士询问「生物」的名字，得到的回应只是些声响而非话语（Bride 00:38:00-00:38:12）。他感慨道：“也许你也受苦了。我看不见，你说不出（Perhaps you are afflicted too. I cannot see and you cannot speak）”，暗示了在残疾上失声和失明相似(Bride 00:38:15-00:38:23)。
在对话与场面调度中，盲人与「生物」的共感在广义上解释了「生物」的残疾，尤其是在残疾人群体中统一的孤立情绪。媒体艺术学者特拉维斯·萨顿（Travis Sutton）在《向身体复仇：恐怖电影中的残疾》（Avenging the Body: Disability in the Horror Film）中发现，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描绘中有一项就是在叙事与构图上，将他们同健全的人隔离并且他们彼此之间孤立（76）。在本文中，残疾的定义基于打残理论中常见的（不）能见度标准（(in)visibility）。在考虑非标准身份时，一定要同能见度的政治相勾连（McRuer 2）。这组镜头最初的远景镜头中，「生物」爬上小山来接近画面中传出音乐的小屋（Bride 00:35:15-00:35:30）。场面调度凸显了小山的遥远荒芜，而小屋坐落于此展示了二位同健全人的间隔。这种孤寂在小屋主人的台词中得到强调——且不提演职人员表中失明老人的角色被命名为「隐士」，本身就含有独居之意——“这里好孤独，很久没有人来到这小屋了（It’s very lonely here, and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any human being came into this hut）”（Bride 00:39:09-00:39:15, 01:14:14）。在另一个远景镜头中，室内的盲人独自拉着小提琴，室外的「生物」透过窗户观察小屋的内部（Bride 00:35:26）。「生物」的头被单独置于小小的窗框内。他们各自在室内和室外，这一场景描绘了两个残疾角色彼此分开；相比之下，健全村民的初登场则是结伴而行（Bride 00:43:15）。因此隐士感谢上帝将“孤独的孩子们相聚（lonely kids together）”，再一次暗示他们身患残疾（Bride 00:39:52-00:40:15）。他与「生物」都不被社会欢迎，因此他们不可见，孤零零地呆在森林之中。
虽然「生物」和隐士都被描绘为孤独的形象，但是他们陷入了两种不同的刻板叙事，将残疾分别同内心堕落与天使道德相关联。「生物」的残疾同内心堕落联系起来了。电影中，医学院的教授教导弗兰肯斯坦，罪犯的畸形大脑“只能产生邪恶（only evil can come from)”（Frankenstein 00:29:56-00:29:58）。从教授学院派科学的看法，这颗大脑是畸形的，那么拥有这颗大脑的生物就是邪恶的。这种断言的底层逻辑将心灵等价于大脑，未能辨识它们之间彼此的独立性（Clark 135）。同时，怪物拼凑出来的身体被用作隐射怪物灵魂“缺乏组合统一的标致美（lacking the unity of composition that marks it as beautiful）”（Clark 137）。另一方面，盲人老者显而易见被描绘为「圣人贤者（Saintly Sage）」。「圣人贤者」往往是一名老年角色，其残疾（大部分情况下为失明）“号称赋予了该角色更高境界的智慧、远见与道德（allegedly grants this character access to higher levels of wisdom, foresight, and morality）”（Sutton 78）。电影中，失明让老者无法看见「生物」的畸形，促使他意识到他们都很孤独，因此他同情收留了「生物」并与之交友（Sutton 78-79）。这种刻板印象呈现给了观众，自然也呈现给了村民。村民很惊讶隐士向他们介绍「生物」为自己的朋友，惊叫到“朋友？这是灭了半个村庄的怪物。老天啊，男人，你看不见吗？哦，他是盲人（Friend? This is the fiend that’s been murdering half the countryside. Good heavens, man, can’t you see? Oh, he’s blind）”（Bride 00:43:45-00:43:52）。最终，他们直接地感知到了男人的视力障碍，间接地认知到「生物」的残疾并事实上妖魔化它。虽然健全的人承认了「生物」和隐士共有的残疾，却基于刻板叙事对他们进行种族隔离。
所有对残疾的刻板印象都应该被批判，因为它们物化了残疾人并否认了他们的完整道德主体。疏远与疏离被刻板化地呈现是源自健全人遇见残疾时产生的不适与好奇密谋，尤其是后者导致了健全者将残疾物化为奇观（Sutton 76）。这些角色一旦被视为无辜圣人，那他们就除了希望得到残疾人群体的内部支持与来自健全者的保护外，没有了其他欲望（Sutton 78）。在电影中，盲人隐士被单一地刻画为，要么是「生物」的给予者而渴求互惠的陪伴，要么就是被健全村民拯救的弱势方。相反，若是被视作怪物，那他们的道德与灵魂便被束缚在外表的囹圄。换言之，他们的灵魂也就在他们残破的身体中破碎受困。影片中，健全的人们由于其缝针与认知障碍的形象而妖魔化「生物」。说大白话就是，他们要么由于身体残疾而成为超级大好人，要么由于精神或认知残疾而成为超级大恶棍。残疾角色由于与正统规范的背离而被物化，也被描绘为道德极端两面中的一方。那些健全个体所拥有的人格之复杂和角色弧光在他们身上被否认。
「生物」不单单越轨了健全/残疾的二元，其自身拥有着包括但不限于性别上的非二元身份，比如生/死和人类/非人。美国学者杰克·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在《跨*：一个对性别多变性的快速奇特的描述》（Trans*: A Quick and Quirky Account of Gender Variability）中介绍「跨*（trans*）」 “展开了围绕但不局限于性别变化形式的诸多类别（unfolding categories of being organized around but not confined to forms of gender variance）”（4）。此处的“星号通过拒绝将过渡放置于欲望与身份的某种目的地、最终形式、特定形态或者既定格局，调整了跨转的意义（asterisk modifies the meaning of transitivity by refusing to situate transition in relation to a destination, a final form, a specific shape, or an established configuration of desire and identity）”(Halberstam 4)。以性别视角举例，这意味着「跨*」排斥，转变目的是为最终落脚于现存的男/女性别模型。「跨*」被用作一个保护伞词（umbrella word）包含所有非顺性别身份，包括但不限于跨性别与非二元（Halberstam 1, 5）【注2】。基于哈伯斯坦对「跨*」“定义的无终极目的性（non-telic definitional lines）”，弗朗西斯马里恩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克里斯·华盛顿（Chris Washington）在《非二元<弗兰肯斯坦>？》（Non-Binary Frankenstein?）中主张「生物」的非二元身份（71）【注3】。这其中格外强调「生物」身份的本体论便是“没有最终目的也无对最终目的的欲望（any telos or desire for telos）”的逐步且持续加剧的「跨*」（Washington 71）。因此，将二元论强制安插于（没）有二元/非二元的元二分法的非二元体上是不恰当的。
电影中许多似乎自相矛盾的台词旁敲侧击出了人类角色对「生物」非二元身份的妥协承认。在《科学怪人》中，科学家自荐其实验为“将死人的脑子复活（brain of a dead man to live again）”于他用尸骸打造的躯壳，然而他之后又申明这具“身体并非死的（body is not dead）”因为“它未曾活过（it has never lived）”（00:16:11-00:16:18, 00:22:09-00:22:13）。这两句台词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生物」并不简简单单就是死亡组织的拼贴。也就是说，实验的目的也就模糊了生-死二元关系中界限的存在。而且，论断出死尸做出的身体不是死的因为此前便没有生命，也体现了弗兰肯斯坦对他项目中生与死的非二元认知。如华盛顿分析，「生物」从“生与死、人类与非人的零零碎碎中被创造出来，将不能相融的相融，成为非二元界限的模糊（created from bits and pieces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the human and nonhuman, merging what cannot be merged into a blurring of non-binaristic boundaries）”（69）。在续集中，科学家重访自己“创造人（to create a man）”的计划，评述到他“本可以孕育一个（新）种族（could have bred a [new] race）”（Bride 00:13:34-00:13:51）。这里「种族」经常代指除了此处「人」所代指的「人类」外的物种。这回顾性的评论也揭示了弗兰肯斯坦察觉了「生物」超过了人类/非人的二元。回头去看村民的台词，“他不是人类。弗兰肯斯坦用死尸创造出的他（he isn’t human. Frankenstein made him out of dead bodies）”，我们可以得到类似的推论（Bride 00:43:53-00:43:57）。他们意识到「生物」是一个超越了二元逻辑的存在。因此，「生物」本体上是无目的无终止的模糊，毕竟它无法充分地被放在顺直规范的框架之下。
「生物」在性与性别这两个人类社会强行规定的概念上都具有非二元性，因为其天生就不符合异性恋本位正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生物」的起源并非两种性别的结合，而是由一名男性创造出「只有一个的物种（a species of one）」的结果，这已经挑战了顺直幻想（Washington 68, 80）。在《非二元<弗兰肯斯坦>？》中，作者主张「生物」为
一个怪物，根据其（无）名，没有性别，没有名字，或者简单说来是某种高深莫测的东西，一个永远无法被命名的无名，因为命名它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怪物了而是更容易被辨认的东西，就像一个人那样，无论取给它取什么代名词都暗中配置了性别身份（a monster, according to its very (no)name, has no gender, has no name, and is simply something unfathomable, a namelessness that can never be named since naming it would mean it was no longer a monster but something more recognizably like a person complete with a gender identity normatively implied by whatever signifying name it takes）（Washington 66）。
这关于「生物」本体上身份的缺失的陈述补充了其非二元性别身份上并没有终极目的（telos），因为它也没有起源（arche），没有原点。通过论证这一点，华盛顿暗指在「生物」性与性别中起点——也就是性——的缺失。这与前文所提到「生物」的非二元性中，「跨*」对既有性别“终点”的排斥拒绝相辅相成（Halberstam 4; Washington 71）。「跨性别」传统上指的是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和指派性别（assigned sex）不一样的人，也需要先被分派一个（二元）性别作为基础来偏离，但是「生物」作为「只有一个的物种」没有指派性别，是一种非雌非雄的物种。因此，「生物」打乱了性和性别的二元论（the sex-gender dualism）。既然这非公非母的物种并没有指定的二元性别作为开始，「生物」随后对女性伴侣的要求便是在挪用人类文明中两性关系和性别身份。
人类和「生物」在创造「新娘」一事上意图层面的分歧展现了「生物」非二元性和社会构建的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的冲突【注4】。普雷托里斯博士（Doctor Pretorius）明确表达他对女性生物的潜在创新“遵循自然引领（follow the lead of nature）”的男/女常态，这样就可以“增殖（multiply）”来完成“只完成一半（only half realized）”的“人造种族（a man-made race）”梦想（Bride 00:24:50-00:25:08）。在博士的异性恋本位正统论断中，一名女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作为一个物种的繁殖功能。然而，「生物」对女性的需求则是为了得到陪伴。盲人隐士带着「生物」适应人类文化后，「生物」字正腔圆一个词一个词地说“独自。坏。朋友。好（Alone. Bad. Friend. Good）”（Bride 00:42:00-00:42:10）。之后，了解到普雷托里斯博士创造“女人，（「生物」的）朋友（woman, a friend of [the Creature]）”后，「生物」说“女人？朋友。好。我想朋友。像我一样的(Woman? Friend. Yes. I want friend. Like me）”（Bride 00:50:05-00:50:24）。「生物」愿景有个女人是为了再现他所曾拥有过的友谊。它在追寻一种陪伴，而非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中的繁殖规范。
正如打残理论那样，「生物」也将残疾与酷儿统一。电影中，「生物」由死亡组织缝合出的残疾身体造成了其非二元身份的诞生。反过来，非二元身份，尤其是生/死中已故罪犯的畸形大脑，也对其残疾起作用。倒是村民以蔑视的语气说道“老天啊，男人，你看不见吗？哦，他是盲人（Good heavens, man, can’t you see? Oh, he’s blind）”分叉自强制性健全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默认隐士是男的，并假定他应该具有视力（Bride 00:43:48-00:43:52）。然而，「生物」本质上就超脱了常态的意识形态。
打残理论和「生物」通过批判常态规范，拓展残疾与酷儿的边界，让所有时空下的人参与进来。比如，麦克鲁尔提醒人们“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残疾的，既因为健全的规范本质上不可能完全实现，也因为健全的状态总是暂时的，只要人活得够长，残疾是所有人都会拥有的一种身份（everyone is virtually disabled, both in the sense that able-bodied norms are “intrinsically impossible to embody” fully and in the sense that able-bodied status is always temporary, disability being the one identity category that all people will embody if they live long enough）”（McRuer 30）。换句话说，打残理论提倡我们都是残疾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完完全全实现理想化的健全并且残疾可能随时降临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的身上。「生物」则加深了对规范标准的疑问。身为非二元残疾人士，它违背性地酷儿化所有人。比方说，既然恐惧往往被视为女性化的，那么那些视力健全的顺直男面对「生物」时的惊吓同他们的男性气质相抗衡，暴露出他们身上的女性气质。这揭示了每个人体内都有男子气概与女子气概，就像每个人体内既有雄激素也有雌激素。总有一部分的我们不够男人或者不够女人。如此一来，健全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便是无人能企及的神话。既然这不可能的完美如此矛盾，那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酷儿呢？
注1：克拉克指出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在1996版的《科学怪人》（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中强调「生物」的皮肤，同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系列强调头颅相对应（Clark 137）。不过1931版《科学怪人》和1935年的《科学怪人的新娘》中缝针作为造型设计的一部分，即便不是主要部分，仍然可以被肉眼察觉。因此这些对1996版的分析可以被转化到对20世纪30年代电影系列的分析。
注2：本文承认「跨性别」与「非二元」身份之间的区别。不过既然本文论证「生物」超越了所有形式的性与性别规范，基于此这些术语将交替使用。
注3：这篇论文运用跨性别与「跨*」理论所聚焦的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而非本电影系列。这些分析主要聚焦于这个生物如何被创造出的和如何存在的。既然「生物」在电影中的起源故事和小说中的雷同，这些设定为“一个由坟墓里挖出的尸体所创造出的怪物” 的分析都可以被挪用(Bride 00:03:00-00:03:23)。
注4：只有顺性别男性才能拥有「新娘」的假设是异性恋本位正统主义的一个明显例子——由伴侣假设人们的性别——而其实只要伴侣的性别认同为女性，任何性别认同的人都可以拥有新娘。身份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由他人的看法或假设构建的。它应该考虑到主体的自我意识。更别提，将「生物的新娘」视为女性的想法本身就像将「生物」视为男性那样存疑。
...本文原为2023秋季学期《人文视野：动物与机器（人）》的期末小论文，原写作标题为Trans* and Transcendence: Crip Theory in Bride of Frankenstein，现浅翻译和整理为中文分享。虽然标题中仅包括了《科学怪人的新娘》但在文中提及了《科学怪人》，故分享于此。由于平台限制，部分内容或许不符格式规范，还望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