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随着曆史檔案文獻的公布以及口述、回憶錄的補充，國内興起了一股關于西南聯大的研究熱潮。僅僅是剛剛過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關于西南聯大的讨論：《南方人物周刊》前記者楊潇的新書《重走》，記錄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聯大西遷路的故事；40集電視劇《我們的西南聯大》正在高校點映；而紀錄電影《九零後》從16位平均年齡超過96歲的國寶級西南聯大學子的視角進行叙事，近日上映後又引發了觀衆熱議。
為什麼這些作家、學者、導演都在“重返”西南聯大？關于“西南聯大”的話題為何總能引起大衆讀者和普通觀衆的興趣？為此，我們采訪了《九零後》導演徐蓓，同時梳理了近年來西南聯大的出版現象與影視創作，一同回顧和追憶那個戰火紛飛、群星閃耀的傳奇年代。
西南聯大的“出版熱”
提起聯大，校友們常常充滿想念。聯大校友、剛剛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學記》曾經影響好幾代讀者的精神生活。《上學記》中，何兆武如此評價自己的聯大生活：“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時光”。同為西南聯大校友的著名翻譯家許淵沖，也曾盛贊西南聯大“有着中國曆史上最好的國文課”。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曆史作品曾從多個角度記述了西南聯大的曆史。美國學者易社強（John Israel）寫作的《戰争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被許多研究者認為在西南聯大史的研究中具有開創性意義。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傳統文化熏陶，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多秉持着寬容而開放的思想與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易社強對此深有共鳴，他抓住“自由”這條主線，通過細緻的史料挖掘，立體勾勒了西南聯大從西遷到1946年徹底完成曆史使命的全景曆史。在全書的第三部分，易社強專門用六個章節分門别類地介紹了西南聯大各個學院的特色教育實踐，為人們接近西南聯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鮮活的史料。
...國内學者張曼菱的《西南聯大行思錄》也是當下人們了解西南聯大曆史的重要參考資料。相較于《戰争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張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過采訪大量西南聯大時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親曆者，在書寫西南聯大的治學理念、師生們的宏大理想主義情懷之外，也還原了記賬、放炮、跑警報、刻蠟闆等更多聯大師生細緻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謝泳著《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則是以西南聯大史料為基礎開展的有關知識分子的專題研究。
在宏觀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來，西南聯大校友們的日記同樣受到出版界的關注。民國一代的學人，留下的日記數量有限，而日記相對于一般史料側重刻畫大事件，尤能幫助讀者窺見時人内心的思慮與情感，對于當代人真正了解過去的世界，獲得對西南聯大師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極高的價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曆史學者鄭天挺全程參與了西南聯大自建校到停辦的全過程，并從1940年起擔任聯大總務長。難能可貴的是，從1938年至1946年，他堅持記日記，這份珍貴的史料記錄于2018年由中華書局整理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出版。同年，中華書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聯大日記》，西南聯大校友、著名翻譯家許淵沖西南聯大時期的日記，也于去年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一類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則聚焦于西南聯大的課堂教學内容。作為今天人們談起聯大最常提起的一點，西南聯大的通識教育實踐不僅被視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同樣也常常作為一種反思資源被當今學界用以反觀自身。正如易社強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稱，雖然總體上聯大有一多半的學生出于報國等考慮選擇了實用性較強的專業，但學生第一年必須接受打通專業壁壘的通識教育的培養模式，依然賦予了學生足夠的全面開發自身潛能的機會，為學生的終身學習奠定了基礎。2015年譯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聯大國文課》與2017年中譯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聯大英文課》都通過整理當年的教學内容，呈現了聯大通識教育理念的精髓。
時過境遷，戰火硝煙已然遠去，如今的中國遠離了戰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斷規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過，西南聯大的精神卻在當下依舊不斷召喚着人們。為什麼如今的人們不斷地通過各類作品記述和“重返”西南聯大？學者謝泳曾于2010年撰文論述這一現象，在他看來，當下的西南聯大研究存在一種轉向，過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聯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範圍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現代史的格局裡去考察，例如聯大與國民政府、民主黨派等的關系。而如今關注西南聯大的研究者則更關注“聯大精神”，體現出更為強烈的當代關懷。
...《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謝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銀幕的西南聯大
這種今昔呼應的現實關懷，顯著地體現在最近三四年有關西南聯大的影視、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導演李芳芳執導的電影《無問西東》采用了一個多線叙事的結構，通過1923、1938、1962和21世紀四個時空的虛構故事講述了青年理想主義精神的一種“傳遞”。追求真理的吳嶺瀾、壯志淩雲的沈光耀、在坎坷命運中堅守初心與理想的陳鵬與王敏佳，和在掙紮中領悟敬畏生命的張果果，每一個時空中，主角們都在進退間最終選擇了面對自己純粹的本心。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記者楊潇則推出《重走》一書，記錄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聯大西遷路的故事。在書中楊潇談到，以“重走西南聯大西遷路”的方式來寫一本作品，并不僅僅是為了換一種方式記述西南聯大的曆史，同樣也是為自己“尋路”。在結束“職業生活一年多後”，他“迎來了存在主義的危機”，希望能夠借助這次寫作，重新定位生活與思想的方向。而作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樣也滲透着當代青年對生活意義的集體追問。
畢業于劍橋大學人類學系的青年導演徐蓓也閱讀過楊潇的這部作品，與楊潇不同的是，她選擇了用影像這種更加直觀的媒介形式來書寫西南聯大的曆史。2018年，徐蓓拍攝了五集《西南聯大》的紀錄片，收獲了不錯的反響。直到坐在黑暗的環境中看過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銀幕上放映後，徐蓓覺得這個題材的電影隻有走進電影院，才能獲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開始了電影《九零後》的策劃，将《西南聯大》紀錄片中的視角進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們生動的講述重現當時的光景。
...對于西南聯大的校友們來說，這是一次回溯母校記憶的好機會。在5月22日舉行的觀影會上，徐蓓提到，2019年離世的中國著名翻譯家巫甯坤先生聽說可以細緻地談談有關母校的回憶，十分激動，淩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譯家劉緣子甚至為了這次專訪，專門化了精緻的妝。
在《新京報書評周刊》與徐蓓的對話中，她提到，西南聯大不僅是這些校友們永恒的精神家園，它同樣不斷成為我們當代人的記憶資源，每一代人重新書寫聯大曆史的沖動背後，都是這一代人對各自面對的時代問題的思索。不過，徐蓓也認為，現代大學的處境相較于聯大時期大不相同，在某種程度上，聯大的成功是時代因素與天才彙聚綜合作用的結果，聞一多、陳寅恪、吳大猷等大師們的指點，李政道、楊振甯、許淵沖們的才華加勤奮不可或缺，但抗戰帶來的時不我待的緊張感，逼迫師生們在思想和行動上刻不容緩地前行，同樣構成了不容忽視的因素。
...另一方面，盡管時代背景有所差異。西南聯大自身開創的許多優良傳統，仍然足以為我們當今反思大學和青年的處境提供可貴的借鑒。例如聯大對學術、思想自由理念的堅決貫徹，這顯著地體現在當年的課程設置和培養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學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會學者陸遠在《傳承與斷裂》一書中，就曾經詳細讨論過社會學家吳文藻在雲南大學整合人類學、民族學與社會學的嘗試。這些嘗試對于學科高度分化、專業化壁壘嚴重的當代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界，常常能提供有意義的警示。
在《九零後》的觀影活動中，看到許淵沖調侃同學巫甯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隻能考70分”這類情節，觀衆席常常會爆發出一陣笑聲——盡管年過九旬，西南聯大的校友們的心态卻依然如當下的“90”後一樣年輕。李芳芳的《無問西東》突出了“真實”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則以“pure”（純粹）一詞概括了西南聯大這一代學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讓他們擁有無懼時間的精神力量，永遠保存着面對生活的好奇與熱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斷“重返”西南聯大，也是在召喚這種在當下遭遇動搖的理想主義精神。
對話徐蓓
...新京報：近年來出現了一批書寫西南聯大曆史的作品，你覺得相對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現的西南聯大有怎樣的特點？
徐蓓：影像最大的優勢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觀。特别是我們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聯大的校友，校友們的講述和回憶非常個性化，影像能夠呈現這種面對面的對話感，這是文字可能沒法記述的。我們的電影叫《九零後》，其實是一語雙關，這些西南聯大的校友們都是思想界各個領域的大師，他們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後”一般的純粹和激情，這也是鏡頭能夠直觀呈現的。我們組織放映了很多場，每一次觀衆都會反饋，會被許淵沖先生、楊苡先生他們的那種真性情打動。
同時對于一部紀錄片來說，回到曆史現場非常重要。電影當中有一個李政道、楊振甯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典禮的原版影像。我們其實很早就看到過他們獲獎時拍攝的一些照片，但當我自己第一次看到這段原片，那種直接的沖擊力依然還是無可代替的。
《九零後》劇照。楊振甯（1922-），西南聯大校友。
新京報：在拍攝《九零後》之前，你之前有兩部作品和西南聯大都有關系。最早的是《大後方》，後來有《西南聯大》。這相當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聯大這段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對西南聯大的認知有沒有什麼變化？
徐蓓：這是一個不斷具象化的過程。《大後方》更多是一個全景式的講述，西南聯大是整個片子叙述的一個部分。這可能和我們很多人最一開始接觸西南聯大的曆史一樣，是在一個大的抗戰叙事的光譜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攝《西南聯大》這部紀錄片的時候，西南聯大真正成為了影片的絕對主角，由于我需要從校友、教育、參軍等各個側面全景式地展現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閱讀了有關西南聯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華南開之間的關系、雲南這個地方與學校之間的關系，相當于從一個宏觀的視角立體地呈現聯大。而到了《九零後》，我選擇以校友為中心來拍攝，走近了校友更個體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稱視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見，開始完全從他們的視角來講述。可以說我這個時候對聯大的認知更加的微觀和具體，也更加重視對聯大校友之間人際網絡的呈現，比如呈現李政道和朱光亞之間的關系、楊振甯和鄧稼先之間的關系。
《九零後》劇照。馬識途（1915-），西南聯大校友。
新京報：用紀錄片去“記憶”曆史常常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平衡對曆史的還原和導演個人思想的傳達。尤其是像聯大這樣一個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傳奇，也非常容易在曆史書寫中被浪漫化。你是怎麼去處理這個平衡的？
徐蓓：這确實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我覺得任何一個拍攝曆史紀錄片的導演，對曆史建立起一個堅實的認識，同時樹立正确的曆史觀都是第一要務。雖然任何影視作品都可能傳達一些導演的個人觀念，但是盡最大可能尊重史實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誤導觀衆，這是紀錄片創作者的基本職責。
我在拍攝的過程中閱讀了各種類型的史料。易社強先生的《戰争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我覺得在處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們對西南聯大的叙述充滿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從他公平展現的材料中看出“雜音”和“矛盾”。這也是我們用影像去回憶這段曆史需要做到的。聯大也不都是一些傳奇，它們需要面臨很多去浪漫化的瑣碎日常。真實而不浪漫化地呈現它們，隻會增強而不會削弱聯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這種種坎坷，聯大才能培養這麼多偉大的學生。
比如當時我就非常質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國頂尖大學，怎麼可能如此流暢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實也記述了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聯大》第一集裡就做了具體呈現。在《九零後》裡有一段，是許淵沖和楊振甯對聯大國文課的看法，許淵沖認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國文課，楊振甯則覺得這種老師輪着教的教法不系統，可能也有問題。這也是對矛盾的呈現。
所以不要過度浪漫化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盡可能地還原當時他們面對的真實矛盾。我們對一段曆史清晰認知的開始，就是把它先從神壇上請下來。
《九零後》劇照。許淵沖（1921-），西南聯大校友。
新京報：許多前輩也曾經寫作過西南聯大主題的作品。你覺得當下人們再次去嘗試書寫聯大的曆史，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徐蓓：最大的困難應該還是很多當事人都在離開我們。我其實一直想繼續探索的一個問題是，西南聯大為什麼可以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後很多細節的緣由具體地呈現出來，這當然需要有當時教育者、校長們的一手史料，僅僅有校友們的是不夠的。易社強先生當時寫書的時候，很多聯大的先生們都還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現在我們越來越沒有這樣的條件，聯大的校友們也都已經非常年長了。
在當下書寫西南聯大的作品也同時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接近受衆。我其實一開始也糾結，我們用這樣的形式去記述西南聯大，其中包含很多的個人故事、趣聞，确實考慮了傳播度和故事性，但會不會過于淺顯。但是後來我堅定做下去的一個原因是，現在的觀衆其實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轉移，而電影就是要講好一個故事，它不是學術專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夠讓他們對西南聯大産生興趣，先傳播出去，大家有了興趣說不定就會去讀那些能夠深入了解聯大曆史的作品。電影很多時候起到一個培養受衆基礎的作用，包括楊潇寫的這些普及性的遊記文學，對西南聯大有好奇的讀者、觀衆逐漸會形成一個氣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