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香港安樂買了黑箱日記，所以來推一推。
時間：2024年11月9日（六）《黑箱日記》映後
地點：台北信義威秀影城11廳
與談人：
導演｜伊藤詩織 ITO Shiori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汪怡君
主持人：現場觀眾們剛看完《黑箱日記》，心情應該非常沉重。今天這場司法講堂很不一樣，是金馬首次用外語舉辦司法講堂，大家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用中文提問，現場有口譯老師幫大家翻譯。為什麼今天會特別準備外語的司法講堂呢？因為伊藤詩織導演親自蒞臨了現場，金馬非常榮幸有機會讓導演跟大家面對面交談。司法講堂是一個由電影人和法律人的代表與觀眾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待會導演與汪怡君法官分享完後會有 Q&A 環節給大家提問。
伊藤詩織：大家好。感謝大家在星期六下午很勇敢地來看《黑箱日記》，等一下我們會討論一些法律議題，希望大家能留下來一起聽。
汪怡君：大家好，我相信剛才觀眾在片尾如雷的掌聲是給伊藤導演最大的支持，各位應該不吝惜現在再給導演一個熱烈的掌聲吧？（現場觀眾鼓掌）我目前服務於臺灣高等法院的刑事庭，近年來負責相當多起性侵害案件，今天非常榮幸能受邀到這裡跟伊藤導演對談，大家可以好好享受我們這場對談，並從《黑箱日記》這部電影反思出更多問題。
不瞞各位說，主辦單位有讓我在今天的講座前先看過《黑箱日記》，讓我可以偷偷先做一點準備。我是在某天晚飯後七、八點在家裡看的，看完心情非常激動，我那天晚上好想開始說點什麼給別人聽。《黑箱日記》跟我的審判經驗不同，法官審判的角度會著眼於加害行為的人事時地物，我常在法庭上看到的是加害人與被害人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場域，這是我第一次在電影院這麼專注地看被害人的經歷，這個經驗對我來說非常特別，同時也提醒了我一個盲點：我很少專注地看被害人的創傷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在法庭上看過性侵害被害人各式各樣的創傷反應，卻第一次看到像伊藤導演這樣用專業記者的角度冷靜訴說自己的受害經過，我非常動容，心中的震駭非常大。在性侵害案件的審理中，看到被害人的創傷形成的背景，我能更加理解被害人究竟過著什麼樣艱難的創傷生活。我非常非常佩服伊藤導演，她是這樣美麗又勇敢的女性。
伊藤詩織：我剛剛才在影廳外第一次見到汪法官，她告訴我在台灣女性法官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這真的太棒了，我覺得日本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也謝謝法官給我影片的回饋。我之所以想拍《黑箱日記》是因為現在雖然有很多關於性侵的電影，可是大部分都是從第三人稱的角度拍攝的，我想從一位倖存者的角度來說。當你可以從自己的角度重新建構你的故事，那個感覺非常有力量。我也想藉由拍這部片來測驗看看創傷對我的影響究竟是怎麼樣的。
汪怡君：回應伊藤導演的創傷議題，各位可以反思一下，你在走入這個影廳之前，想像中的性侵害被害人是什麼樣子？我們都會對被害人有先入為主的印象，覺得被害人應該非常軟弱，是哭泣的，是受害人應該有的樣子——不管那個樣子在各位心裡描繪的是什麼，很多時候新聞媒體會用這樣的標籤去看待性侵害的被害人。在《黑箱日記》的一開始，我們看到伊藤導演用記者的角度在找案子的真相，她提出很多不同面向的論述跟證據，那我們會想，欸？這位被害人是不是不典型？不像我們想像中的被害人的樣子？但是所謂的「完美被害人」是什麼樣子呢？是不是像伊藤導演在片中的樣子，會自己召開記者會，自己坐在媒體的鏡頭前說自己的故事？我想她不是一個典型的被害人，但是被害人沒有典型。
伊藤詩織：我百分之百同意妳。如同法官說的，絕對沒有所謂完美的被害人，我們不能有這種刻闆印象。我有很多影片片段本來想放進《黑箱日記》卻沒有放，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我的妹妹看到，我怕他們難過，但我也覺得必須誠實面對自己。我們不能讓警察覺得每天哭的被害人才是被害人。如果你們有誰曾經歷性暴力，我想說，要生存有非常多種方式，保持沉默也是一種生存方式，生存是最重要的事。倖存者身邊的人都需要提供支持，我們也要加強修法，讓被害人能用最快速有效的方式求助。我希望能藉由《黑箱日記》喚起更多對話，提供修法的可能性。
拍片當然不是唯一一種生存方式，但對我來說是。我必須把我自己和「倖存者」的身分拉開一點距離，我戴上記者、影片創作者的面具，把自己當作別人來報導，這對我幫助很大，是我當時的一個生存策略。但我想再說一次，生存策略有億萬種，像我喜歡吃辣的食物，這也是我的一種生存方式，很可惜我今天下午就要飛去紐約了，不過我下個月還會再來台灣，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我一些美食建議。
主持人：導演用紀錄者和新聞報導者的角度把她的創傷轉換成前進的力量，也因此在日本推動了日本的修法。在台灣，我們其實也有很類似的既視感，因為 1990 年台灣有彭婉如的命案、白曉燕的命案，最近幾年則有林奕含、新北市衛生局的林于仙等遭遇到權勢性侵的事件，進而推動了一些修法的聲音。法官可否分享一下台灣這二十幾年來性暴力相關的法律有什麼變遷？
汪怡君：台灣對性侵害犯罪的立法推動最風起雲湧的時代是在 1990 年代，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的修法動力呢？因為當時發生了剛才主持人所說的震驚社會的彭婉如命案。在場的各位可能年紀很輕，不知道這個事件對當時社會的衝擊，這些案件在當時引起了社會的關注，透過婦女團體和 NGO 的推動，以及女性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的倡議，很快地，1997 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路。這部法律上路具有非常高度的意義，因為當時台灣社會其實還不覺得性侵害犯罪的被害人在司法程序能獲得相當程度的保障。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強調了幾項保障被害人的重要程序，例如縣市政府必須設置性侵害犯罪的主責機構，像性侵害犯罪防治中心，這個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結合警察、社工人員、檢察官等資源來受理被害人的報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機制是可以立即協助被害人前往醫療機構檢驗傷勢。性侵害的被害人有時會有物理的傷勢，他身上會有性行為過程中留下來的痕跡和 DNA 的證據，好比說精液、唾液等重要的生物跡證會留存在被害人身上，得第一時間讓被害人能安心地透過專業醫療人員的協助用證物盒把證據完整保存下來。在法律修正通過以後，被害人進入司法程序的門檻被下降了，他不再覺得進到司法程序很艱難。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配套是「被害人的減少（重複）陳述程序」，避免性侵害的被害人得一再陳述他到底受了什麼樣的侵害，警察和檢察官在減少陳述程序中一起合作，讓被害人能在偵查階段隻做單一次的陳述，完整地把他當時經歷的過程記錄下來，作為法院日後判斷的重要證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還規定進到法院的程序後，被害人在法院的陳述空間是可以跟加害人隔離的，不管是物理上隔離，或是現在法院經常使用的用視訊設備來隔離，避免被害人在法庭跟加害人處在同一個空間會感到難堪、不舒服，甚至重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法庭的制度設計還包括被害人可以請他的家屬陪同到法庭應訊，性侵害犯罪防治中心也會有主責的社工陪同被害人到法庭應訊。在剛開始開案的時候，則會有相應的社工資源，比如說提供心理諮商或相關的訪視，有必要時甚至給予安置服務。這些制度現在在台灣已經成為性侵害犯罪處理的 SOP，可是各位試想，二十多年前的台灣就有了這樣進步的立法，這很值得我們驕傲，而且我們還可以繼續往前進。台灣在 2000 年左右開始更加重視《兒童權利公約》所保障的兒童的權益，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保障的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我們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又進一步修正，保障兒童跟身心障礙者在性侵犯罪的司法程序能有更多專業人士進入協助，讓他們能在更好的環境保障他們的權利。台灣這樣的司法程序雖然還沒有到百分之百完美，但很值得我們共同維護，讓被害人能更勇敢地面對，對程序能更不感到膽怯而卻步。
伊藤詩織：我真的覺得太了不起了。雖然法官說台灣還有可以加強的地方，但比起日本和其它亞洲國家來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之前有來過台灣採訪，了解到台灣各政府部門在性暴力、LGBTQ 的權利、職場性騷擾等方面都有所作為，不管是教育部還是勞動部都有性平權相關的部門；相較之下，在日本，我們雖然有防範性暴力的想法，卻隻有一個性別平等部，這樣的發聲遠遠不夠。我去警局報案時非常害怕，我希望我的好朋友可以陪著我一起，可是他沒有辦法，我甚至被迫要用真人大小的人偶來重演當時被強姦的場景，我的朋友卻不能留在房間陪我，現場有好幾位警察和攝影機，真令人難以置信。我認為日本該做的，是不要再等下一個案子發生才去修法，現在就應該有所作為。
我非常高興大家今天看完電影還留下來聽講座，你們可能沒預料到看完電影會開始聽法律常識，但性暴力這件事情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你或你的愛人身邊。今天我們聽了法官的說明，了解法律的程序，可以把這份知識帶走，做些行動，這讓我非常期待。
觀眾A：我想謝謝伊藤詩織導演妳所做的一切，《黑箱日記》讓我非常感動和受啟發，我想大家都有一樣的感覺。 2015 年一部關於〈波士頓環球報〉的電影《驚爆焦點》中有一句台詞讓我很有共鳴，他說「如果養育一個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那麼虐待一個孩子也需要全村的力量」。我在看《黑箱日記》的時候覺得很憤怒，我們常常責怪被害人，但包括那些旁觀者，我們大家都有責任。我想問，導演妳也許有過很多憤怒的時候，妳是怎麼應對的？妳在電影裡對調查員 A 和飯店門衛展現了強大的同理心。另外我想問妳在拍片時的選擇，我們一直到最後才看到性侵者的正面，同時也看到導演妳出現在同一個畫面裡，妳也展示了計程車的片段，這些畫面讓我印象深刻。
伊藤詩織：我覺得日文裡好像沒有一個語言或是文字可以讓我表達我的憤怒，甚至在被侵害的當下，我講出來的話是「やめてください」（請住手），因為在日本的文化中，面對年紀比較長的男性，我們必須用尊敬的語氣來講話，是一直到我改用英文跟對方說「Fuck off! 他媽的你在幹嘛？」的時候，我才能表達我的感覺。日語中最能表達我不愉快的詞語可能隻有バカ（笨蛋 )。我之前一直不想感到憤怒，因為對我來說憤怒會變成我跟侵犯我的人做了連結，一直到後來我看了一些書，知道其他有同樣經驗的人，像女神卡卡也有同樣的受害經驗，她因此創作了一首歌叫〈豬〉，她在這首歌裡面很大聲用力地罵那個人 swine（豬）我受到啟發，覺得我也可以這樣子。憤怒雖然可以推著你去做一些事，可是它也會讓你很累。現在的話我會唱唱卡拉 OK、跳舞，盡量不要讓自己太憤怒。
汪怡君：我簡短回應一下被害人的創傷反應，我在實務上看過非常多且各式各樣的創傷反應，各位可以想像性侵害發生的那一個刹那、那一個場景如果被打成碎片，侵入到你的日常生活裡面會是什麼樣子？而且這些碎片都帶有墨汁，那樣黑暗地、不愉快地打到了你的生活裡。在片中伊藤導演覺得櫻花季會讓她聯想到這個事件，影片中我們看到的燈光、飯店、禿頭加害人的額頭，也都會有所聯想。在我審判的經驗裡，我過去有碰過一個受害人說他的噩夢老是出現一道從窗簾灑進來的光，他就是在落地窗旁邊的沙發上受性侵害的，所以那道光一直成為他的噩夢。我們平常看到從窗簾灑落的光，會覺得「欸，還不錯」，但是對受害人而言，這些碎片就是這樣侵蝕著他們的生活，使日常生活本來的美好變得非常艱難。復原過程不容易，很需要周圍的理解跟陪伴，很多性侵害被害人因為站出來控訴，反而使得家人對他們不諒解，造成關係的疏離，甚至有些家人會覺得「你是不是要害人家坐牢？」「這件事情也沒那麼嚴重吧？」「人家都已經道歉了，那不然你還想要怎麼樣呢？」等等想息事寧人的勸慰，但是這些勸說其實對被害人而言是把他的支持系統和家庭關係推得更遠的言語。所以我們越理解被害人，越可以讓被害人復原的過程走得更順利，不至於這麼艱苦和漫長。
觀眾B：伊藤詩織導演的紀錄片和書籍對這個案件提供了受害者的角度，揭露日本的權力機關在處理性侵案件時存在的問題，例如說女性警察的佔比較小，日本相關機關不會主動對強姦犯進行調查，以及剛剛汪法官提到的，不同的權力機關在接手案件時會要求受害者重複陳述，日本警察會讓被害人使用人偶重演事件，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想了解台灣有沒有存在類似的問題？以及台灣在性平相關法律修法時是否會徵詢被害人的意見？是從哪些角度去修法？
在《黑箱日記》裡我們可以看到伊藤詩織導演不單單關注自己的案件，其後她在日本「提高性同意年齡」以及「將強姦罪的課題擴充到男性」等議題都有關注，這些都和整個案件及整個社會相關，也凸顯了她記者的身分。我想了解台灣在這方面的狀況是什麼樣的？
汪怡君：非常感謝這位觀眾對這個議題的關注。台灣早在 1988 年 4 月份的刑法修正就跨入一個非常重要的裡程碑，我們的刑法原來是把性犯罪放在「妨害風化」罪章，妨害風化的意思是性犯罪本身是有害社會風俗的、不道德的犯罪，所以被放在妨害風化罪章。隨著那段時間的修法潮流，「妨害性自主」罪章這個名稱在當時的修法被確立，也就是立法者宣示性犯罪保護的是被害人的性自主決定權，這是非常重要的宣示，法律不認為在台灣性犯罪是有暴力對待或緻使不能抗拒才叫做性犯罪，所以當時修正了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要件，有兩個很大的修正重點：
一、刪除「緻使不能抗拒」這個要件。
二、增加範圍的規範。除了施加強暴脅迫以外，其它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手段也屬於性犯罪的範圍。
這樣的方式擴大了性犯罪的處罰，也增加對被害人的保護。在此同時，性犯罪過去在台灣是採告訴乃論，也就是必須由被害人提出告訴，法院才會受理報案，1999 年的修法把絕大部分的性犯罪改成了非告訴乃論之罪，如果有人通報性侵害犯罪，不管是被害人的家人、同學、朋友或老師，誰一旦發現了性犯罪都可以去報案，他可以協助被害人，警察機關也不需要問被害人是否要提告就可以主動進入調查。二十幾年來，這兩個大幅度的修法在台灣已經成為基本的ABC，就是性侵害犯罪不是告訴乃論，且是以違反意願的角度來規範性犯罪。法院實務的發展也將違反意願的態樣逐漸深化，盡量保障被害人的性自主決定意願，這是台灣的規範跟日本很不一樣的地方。
伊藤詩織：氣氛好像有點凝重，我們大家來深呼吸吧！吸，吐～你們出現在這裡真的很棒，請給自己一個擁抱，我也回你們一個空氣擁抱。謝謝汪法官妳來這個講座，這很重要，謝謝妳做了這麼棒的工作。我說了很多話，謝謝翻譯幫我翻出了一切。謝謝金馬的工作團隊，也謝謝《黑箱日記》在台灣的發行商天馬行空。《黑箱日記》 在 2024 年 12 月 13 日會在台灣上映，希望我能再看到各位觀眾，屆時我會再來台灣多待一些時間，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