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先後看了 Nan Goldin 的紀錄片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和 Libuše Jarcovjakova 的紀錄片 I'm Not Everything I Want to Be。Libuše 經常被稱為捷克的 Nan，所以兩部放一起看會形成有意思的對照，然後我發現實際上她們和攝影之間的關系是多麼不同，在對二者的比較分析中，我也慢慢發覺到「攝影」這個看起來客觀性更強的創作媒介裡的「作者性」是怎樣體現的。

Nan 和 Libuše 的作品都高度受到當時政治背景的影響，并聚焦于處在壓制之下的邊緣群體，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常把二者相類比。Nan 主要記錄的是 70-80 年代美國自由放縱的地下世界，從保守時期的煉獄，到石牆運動後的性解放、藥物文化，再到後來的艾滋病危機。Libuše 與之對應的階段是 70-80 年代冷戰鐵幕下的捷克（正常化時期），她記錄人們怎樣在公共生活死亡下過一種内在流亡的生活，他們在私密空間尋找一個狂歡的異國——工廠夜班工人、同性酒吧 T-Club、羅姆人的舞會。

可以說都是在壓制之下的生存，但兩個人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

Nan 的影像極為外傾。她在下東的包厘街有一群親密無間的 chosen family，而她形容包厘街就是那首民謠，是她的總部。在《性依賴叙事曲》中，我們看到許多重複的面孔（Cookie Mueller, David Armstrong, Brain），她拍攝朋友，拍攝自己，拍攝自己與情人、朋友與情人，她的鏡頭充滿了對這群家人一樣的朋友的深情、迷戀，她和被攝者之間幾乎沒有物理距離，拍下無論是多私密的場景或多奇異的姿勢。你能通過這些影像反推出他們那纏繞在一起的共生關系。她拍的不是自己，是一個極為親密的社群，這個社群怎樣地存在過，并怎樣殘酷地消失在沉默政府與醫療忽視的疾病中。因此那些飽和的色彩、銳利的閃光燈、痛苦地扭曲的身體，是她仿佛是站在這群朋友間，尖叫着不想讓他們死去，尖叫着證明他們的存在。

「證明發生過、經曆過、存在過」，也是 Nan 投身攝影的原因。Nan 的姐姐 Barbara 因出櫃受挫，在 Nan 很小的時候卧軌，但她那典型美國保守中産的父母為了掩蓋家醜，對鄰居說這是一次意外，對 Nan 說「你什麼也沒有聽到」，試圖抹去姐姐存在過的痕迹。「你怎麼能信任自己？怎麼能相信自己？你怎麼向全世界證明，你确實經曆過，确實聽到了，這就是我投身攝影的原因。」

除了私生活，Nan 也高度投身于政治活動中，她組織發起 P.A.I.N，對抗宣傳和分銷阿片類藥物的 Sackler 家族（普渡制藥）。她使用自己在藝術界的話語權，與主流美術館博弈，要求他們停止 Sackler 家族的資助并除名（她做到了）。正如她高度外傾的影像，她本人也在使自己的影響力向外發生作用。

而 Libuše 則極為有趣地相反，盡管都是地下生活作為主要題材，她的影像卻非常内傾。她的照片帶有一種幽暗氣質（或許 B&W 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那些工廠、酒吧、卧室的拍攝，仿佛不隻是放縱，更是一種在極權主義下的政治逃逸。她影像裡的人物并不連續，實際上她自己也有許多流亡經曆，多次出逃去東京、柏林、東京、柏林，最終又回到布拉格。但始終不變的是，在每個階段，她都會為自己大量地自拍，那些自拍粗糙、原生，表情永遠充滿自我懷疑。她在攝影中始終尋找的是自己的位置，這是一種内省的、存在主義式的攝影。

Libuše 也參與政治活動，但就像她内省的影像，從蘇聯入侵到柏林牆倒塌，她永遠奔跑最前線，但更像是默默地觀察和記錄着這一切。但這并不代表任何苛責，投身運動并真的像 Nan 一樣取得（一小部分）成功一點也不容易，也不必須。

正如上所說，Libuše 在國家間來回輾轉，這其實來源于她不斷思考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始終不滿于現狀，正如她日記中出現的最多的、也是紀錄片标題的那句話，「I'm Not Everything I Want to Be」。一個有趣的經曆是，盡管職業生涯的大多數時候，她都在默默地自己記錄，但在第二次回到東京時，一直相當賞識她的克幸，将她引薦進時尚界，甚至獲得了拍攝川久保玲的機會。然而看起來事業上獲得成功的 Libuše 并不快樂，「這些照片不能反映我的性格，隻是掙錢的營生」。因此，她再次回到柏林，做酒店打掃的工作，但她終能創造隻屬于她的影像。盡管她似乎始終在自我懷疑，但這樣非連續的、松散的、你甚至可以說是渙散的個人影像記錄，你能看到一個始終正視自己的現狀、直視自己的痛苦、且永遠有能量重新叠代自己的人。

或許她的單張照片并不如 Nan 那樣具有颠覆般的沖擊性，但看完一整部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搭配日記自述的影像幻燈片 I'm Not Everything I Want to Be，看到照片從黑白膠片到數碼再到手機拍攝，她完整而飽滿地踐行着這一生，你會被這種人性打動。

看這兩部紀錄片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攝影在某種程度上作為記錄客觀事實的媒介，到底怎麼讓他們找到自我？但在對照與思考中我好像慢慢明白了，無論是向外的影像，還是向内的影像，記錄本身就說明了我們是以何種方式在實踐自己的生活（栖居社群？各國輾轉？），到場了哪些地方（舞廳？卧室？事件前線？），和所到空間有何種程度的關系（親密到仿佛共生？生澀地小心觀察？），選擇看到什麼（美？流血？還是一切都是自我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