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先后看了 Nan Goldin 的纪录片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 和 Libuše Jarcovjakova 的纪录片 I'm Not Everything I Want to Be。Libuše 经常被称为捷克的 Nan，所以两部放一起看会形成有意思的对照，然后我发现实际上她们和摄影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不同，在对二者的比较分析中，我也慢慢发觉到「摄影」这个看起来客观性更强的创作媒介里的「作者性」是怎样体现的。

Nan 和 Libuše 的作品都高度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并聚焦于处在压制之下的边缘群体，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把二者相类比。Nan 主要记录的是 70-80 年代美国自由放纵的地下世界，从保守时期的炼狱，到石墙运动后的性解放、药物文化，再到后来的艾滋病危机。Libuše 与之对应的阶段是 70-80 年代冷战铁幕下的捷克（正常化时期），她记录人们怎样在公共生活死亡下过一种内在流亡的生活，他们在私密空间寻找一个狂欢的异国——工厂夜班工人、同性酒吧 T-Club、罗姆人的舞会。

可以说都是在压制之下的生存，但两个人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Nan 的影像极为外倾。她在下东的包厘街有一群亲密无间的 chosen family，而她形容包厘街就是那首民谣，是她的总部。在《性依赖叙事曲》中，我们看到许多重复的面孔（Cookie Mueller, David Armstrong, Brain），她拍摄朋友，拍摄自己，拍摄自己与情人、朋友与情人，她的镜头充满了对这群家人一样的朋友的深情、迷恋，她和被摄者之间几乎没有物理距离，拍下无论是多私密的场景或多奇异的姿势。你能通过这些影像反推出他们那缠绕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她拍的不是自己，是一个极为亲密的社群，这个社群怎样地存在过，并怎样残酷地消失在沉默政府与医疗忽视的疾病中。因此那些饱和的色彩、锐利的闪光灯、痛苦地扭曲的身体，是她仿佛是站在这群朋友间，尖叫着不想让他们死去，尖叫着证明他们的存在。

「证明发生过、经历过、存在过」，也是 Nan 投身摄影的原因。Nan 的姐姐 Barbara 因出柜受挫，在 Nan 很小的时候卧轨，但她那典型美国保守中产的父母为了掩盖家丑，对邻居说这是一次意外，对 Nan 说「你什么也没有听到」，试图抹去姐姐存在过的痕迹。「你怎么能信任自己？怎么能相信自己？你怎么向全世界证明，你确实经历过，确实听到了，这就是我投身摄影的原因。」

除了私生活，Nan 也高度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她组织发起 P.A.I.N，对抗宣传和分销阿片类药物的 Sackler 家族（普渡制药）。她使用自己在艺术界的话语权，与主流美术馆博弈，要求他们停止 Sackler 家族的资助并除名（她做到了）。正如她高度外倾的影像，她本人也在使自己的影响力向外发生作用。

而 Libuše 则极为有趣地相反，尽管都是地下生活作为主要题材，她的影像却非常内倾。她的照片带有一种幽暗气质（或许 B&W 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那些工厂、酒吧、卧室的拍摄，仿佛不只是放纵，更是一种在极权主义下的政治逃逸。她影像里的人物并不连续，实际上她自己也有许多流亡经历，多次出逃去东京、柏林、东京、柏林，最终又回到布拉格。但始终不变的是，在每个阶段，她都会为自己大量地自拍，那些自拍粗糙、原生，表情永远充满自我怀疑。她在摄影中始终寻找的是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内省的、存在主义式的摄影。

Libuše 也参与政治活动，但就像她内省的影像，从苏联入侵到柏林墙倒塌，她永远奔跑最前线，但更像是默默地观察和记录着这一切。但这并不代表任何苛责，投身运动并真的像 Nan 一样取得（一小部分）成功一点也不容易，也不必须。

正如上所说，Libuše 在国家间来回辗转，这其实来源于她不断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始终不满于现状，正如她日记中出现的最多的、也是纪录片标题的那句话，「I'm Not Everything I Want to Be」。一个有趣的经历是，尽管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候，她都在默默地自己记录，但在第二次回到东京时，一直相当赏识她的克幸，将她引荐进时尚界，甚至获得了拍摄川久保玲的机会。然而看起来事业上获得成功的 Libuše 并不快乐，「这些照片不能反映我的性格，只是挣钱的营生」。因此，她再次回到柏林，做酒店打扫的工作，但她终能创造只属于她的影像。尽管她似乎始终在自我怀疑，但这样非连续的、松散的、你甚至可以说是涣散的个人影像记录，你能看到一个始终正视自己的现状、直视自己的痛苦、且永远有能量重新迭代自己的人。

或许她的单张照片并不如 Nan 那样具有颠覆般的冲击性，但看完一整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搭配日记自述的影像幻灯片 I'm Not Everything I Want to Be，看到照片从黑白胶片到数码再到手机拍摄，她完整而饱满地践行着这一生，你会被这种人性打动。

看这两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摄影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记录客观事实的媒介，到底怎么让他们找到自我？但在对照与思考中我好像慢慢明白了，无论是向外的影像，还是向内的影像，记录本身就说明了我们是以何种方式在实践自己的生活（栖居社群？各国辗转？），到场了哪些地方（舞厅？卧室？事件前线？），和所到空间有何种程度的关系（亲密到仿佛共生？生涩地小心观察？），选择看到什么（美？流血？还是一切都是自我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