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电影手册》第26期（1953年8～9月）

若要我用一个词来定义希区柯克的艺术，我会选择「严苛」；我不知道还有哪位电影导演如此持之以恒地追求一项更危险的事业。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困难并非无视美；但对那岌岌可危的平衡点执着的探寻，却比悲剧的慰藉更能确凿地抵达美。希区柯克的意图无非是将我们维系在那被追逐的不确定点上——在那里，未来的每一秒钟都受到犯罪、疯狂、沉沦黑暗的威胁：这是个体最后奋力搏斗的极限边界，唯一的胜利也可能在此涌现。这部影片中，没有一个镜头不迫使人预感危险，没有一个瞬间不在延续精神生活中最危险的观念：试问美学或道德，又有哪一个能拒绝这种不适而不背叛自身？
我因此听到有人指责希区柯克的主题选择；但我更愿意承认，在他人觉察到商业考量之处，我看到的是杜绝任何模棱两可空间的雄心；在人们可能担忧其陷入情节便利之处，我看到的是一种拒绝为其主人公提供任何出路、任何逃脱可能，并完善其陷阱的渴望——个体在其中被围困，必须在极端包围中同时忏悔与确证其极端的自由；而若说精心策划一个完美计谋不可能不带着一丝自我放任（complaisance），那么我要称其为卓绝的，因为它将对最严苛设计的完满实现的关注置于对逼真性的关注之上，并将根本思想追索至其最终后果。

或许在此我们能隐约看到这部影片的真正主题，若未能辨识其中最高、最严苛的忏悔观念，它便无法解释：有罪者希望通过罪的赦免，得以完全卸下罪责，并在必要时强迫其忏悔师承担罪责，代其赎罪（我匆忙忆起维尼（Vigny）在其《桑-马尔斯》（Cinq-Mars）注释中，同样将忏悔师、朋友与同谋者联系在一起）。这种关切在我们的作者身上并非新事；《火车怪客》（L’Inconnu du Nord-Express）中交换罪行的主题自然重现于此；然而，他的哪部影片——即使是某些人想要鄙夷的那些间谍故事——其可理解性不是以对灵魂和（罪责）可逆性（réversibilité）的信仰为前提？尤其重现的，是希区柯克热衷于在人与人之间激发最紧密的联结，将命运捆绑在精神所能构想的最牢固的纽带之中：这种雄心是所有近年电影中最新颖之作所共有的，但谁又能自夸曾将其推至如此绝对之境？这些被负罪感（希区柯克所有影片的核心）所困扰的伴侣，以如此多变的面貌进行着同一场冒险：成功地在两个灵魂间动摇罪责，直至通过他们命运的无可挽回的交融将其废除。

若说这门艺术中有某种机制，那么众多的审讯场面告诉我们是何种机制：导演本人难道不总是扮演卡尔·马尔登（Karl Malden）的角色吗？那个追踪血肉之躯、通过痛苦迫使其坦白的“非人”机械装置？再者，指责其冷漠（insensibilité）又有何意义？电影作者自有权利尝试少一些感动，多一些撼动思想，并通过那些效果的不连贯冲击来更新思想——其美不源于意义，而意义源于美；自有权利去惊诧与断言，而非执着于人类不幸来试图证明。

因此，我提出几点或许无的放矢的看法：情感并非艺术的终点，我们可以在希区柯克身上辨识出如今指引着雷诺阿（Renoir）和罗西里尼（Rossellini）的同一关切，即从心灵中抽离那些非灵魂所生之物；现代艺术家首先强加给其作品的，是这种净化（catharsis）——古人曾让观众经受这种净化，以爱与迷恋取代怜悯与恐惧——而我们现在所知的电影，有些太过滑稽反而引人发笑，太过悲剧反而难以动人，其中的情感通过压抑与窒息来凝聚与作用；希区柯克所关切的并非激情本身，而是那摧毁激情并赋予其更大深度的东西，并由此奠定其伟大：即人牺牲其情感以服从命运的那一刻，即通过接受，他将此宿命转化为天意，并以正义之神取代诸神，在此孤身对峙中自我弃绝；这位电影导演的雄心不是安抚，而是扰动，是成为那引致丑闻之人，并引领其主人公抵达一种对存在难以忍受的觉知，通过清晰洞察将他们与他人联结的关系，尤其当他们拒绝这种关系时；但通过宣告每一秒的危险，他将威胁他们之物变成其救赎，并最终强加那最具约束性的观念——关乎个体冒险、宿命论（prédestination），以及归根结底，关乎圣洁（sainteté）。让我们在此致敬一种“非人”（inhumain）的电影，它终于警惕心灵可感的魅力，其附着于此只为将其献祭予人性中更隐秘的部分，它关切人本身少于关切那将人撕裂之物：那贪婪的神祇，其恩典（grâce）步步紧逼，对他而言，诅咒或救赎不过是同一陷阱，只为将人推入其无情之爱的深渊之中。

对希区柯克而言，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永远不会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件不知疲倦地瞄准身体秘密的武器，在姿态与思想的裂隙中滑入最锋利的刀刃，一切艺术曾交付作者之手的最精炼的钢铁——他是所有作者中最清醒者，探测其受害者的腰肾与心灵，只为最终揪出他们最不自知、首先连他们自身也未知的真相。

请留意他们在场面调度的危险中，那些笨拙、短促、自我否定的姿态；看他们如何在夺走脚下立足之地的仰拍镜头（contre-plongées）中变得形销骨立，如何在垂直构图的强迫性窒息中被扼住呼吸，如何被禁锢于这些狭窄取景（cadrages exiguës）的凹处——其界限不断切割现实鲜活的肌体——他们不敢再做任何动作，唯有如履深渊者那畏缩克制的反射性动作。检察官额头的眼镜、走廊里遗弃的自行车、教堂司事臂弯里的花朵，勾勒出一种临时性、断裂性（不连续性）、偶然性（accident）电影的尖峰——然而这些元素必然构成一种命运的必然性（fatalité）。唯有面容，唯有双眼，凝视着，又忽而避开，还敢揭露共谋关系，徒劳地质问同谋者，并将镜头的切换（coupure du plan）屈从于一道目光的短暂闪烁。

他们（那些幸存者）皆渴望，脱离危险，抵达命运，臻于圆满（consommation）：他们在道德中深陷至颈，不再试图脱身；还有什么对自由的戏仿（parodie de liberté），能比完满（accomplissement）更好地拯救他们？在人的审判之外，唯有以最少的动作、巨大的固执去等待别的东西：绷紧身体，硬如子弹或利剑，以穿透命运，口中早已是灰烬的味道，直至焚尽（consumation）。


那团显然已成蒙哥马利·克利夫特（Montgomery Clift）的黑色火焰，就在我们难以置信的目光下肆虐，如同黑暗之火的蔓延，将靠近者的肉体吞噬，而仅剩的表皮将继续欺骗我们。从未有过如此紧密的灵魂脉络，如此彻底的相互依存，与孤独的体验如此狭促地交织在一起——那窒息存在的孤独，恰恰在其确证自身联结之确凿性的时刻涌现。如果说贯穿《摩羯座下》（Les Amants du Capricorne）的牺牲主题在此再次浮现，在我们脑海中与弃绝（renoncement）和皈依上帝（abandon à Dieu）——雷诺阿和罗西里尼的主题——汇合，这难道是偶然吗？
最后，我想为一篇充斥着夸张表述的文章致歉；但这或许是唯一能诚实传达一位天才的方式——他以极致（extrême）为行为准则，无视那令众多杰出之人满足的令人失望与贬抑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