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看到這麼僞善、極度自戀、極盡東方凝視的片子了。整個影片隻是導演借用他者的困境表達自己自戀的“幻痛”。似乎整部電影隻是導演為了對抗自己城市焦慮的自我淨化。在别人的傷口上蓋上自己的詩句。本應由影像、人物、現場聲音承載的“真實”，被一個城市女性的“自我回響”完全蓋過。
鏡頭對準支教老師，學生，婦女，可惜并沒有真正“講述”她們的生命經驗，似乎導演對她人的選擇、抗争與焦慮毫不關心，幾乎沒有她們的聲音，每一個角色完全喪失了主體性。導演隻是以這些人的存在為跳闆，将叙述權、感受權、反思權、命名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我們不在觀看任何一個人的故事，隻是在目睹一個導演如何用這些人的努力與困境來重建自己的意義感。永遠從“我意識到”“我感受到了”出發。
導演說的“我意識到教育不平等”“我羨慕他們的生存能力”看似是對自我特權的批判。其實是一種把“差異”包裝為崇高、堅韌、天然、純真的 “高貴野蠻人”美學，這不是去他者化，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再度他者化。她把“他們的生存困境”作為她的“道德教育資源”，從而完成一種道德精英化的自我叙事。
“如果我能再待久一點，也許我可以鼓勵他們，去展現自己表達自我。”
這是僞善濃度最高的片段之一。她以“幫助者”“喚醒者”的姿态自居，仿佛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救贖。絲毫沒有反思：是不是拍攝關系導緻了他們無法自在地表達自我？是否她的鏡頭引人不适？啟蒙式的他者化讓我以為自己在看殖民電影。
對着在宿舍裡的小女孩問“你們家牦牛多還是蟲草多”，女孩們表情局促地坐着。
用一種都市人對“野性資源”的好奇進行提問，看得讓人實在憤怒。
最經典的是，在呈現完藏區教育的不平等與困難後，導演竟然在結尾繼續說“随之而來的,是持續的平和與喜悅。”
在目睹一切困境後，發出這樣高度空洞的僞哲學意淫，沒有相連的方式、結構、暴力、資源、制度。隻剩審美化他人苦難後獲得的靈魂按摩。
如果說導演無意代表他者，隻是在講述自己的成長。但她所說的“成長”是如何發生的？是靠誰的生活、誰的臉龐、誰的命運，作為背景幕布讓她完成的？如果這真的是導演一個人的故事，大可以在倫敦地鐵裡、自家廚房中反思教育的意義，為什麼一定要在藏區小女孩寫數學題時插入對“标準答案”的哀歎？為什麼在他人艱難的生存情境中體驗到自己“力氣太小、生活技能太差”，就成了一種“深刻”？你說你不是講他們的故事，可你在用他們的身體與生活來講你自己的内在戲劇，這就是經典的他者化。
既不願承擔叙事的倫理，又不斷從他者的經驗中索取意義。完全不在乎誰有權講述、誰能發聲、誰能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的問題。小孩的臉、歌唱的學生、被困在宿舍裡回答無意義提問的女孩——都顯示出一種徹底的非協商、非對話、強投射的剝奪性凝視。
毫無一點表達者的自覺，她們不是你自我成長的素材，她們是主體！你手握鏡頭，你擁有剪輯權，你選擇誰被放進畫面，誰被靜音、誰被抽象，你說“我隻是講自己”，但每一幀影像都在對他者構圖、定性、賦意。典型的 我擁有權力但不想承擔責任。
非常遺憾這樣的片子能在這麼多地方放映，點評區的許多人似乎也沉浸在與導演互舔傷口的浪漫幻想中。似乎部分從事放映選片的人并不存在對片子鏡頭倫理的基本判斷，也缺乏品味識别真正真誠勇敢悲憫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