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連串政治驚悚案件背後，有沒有可能藏着一部溫情喜劇？
這是獲得去年柏林電影節最佳主角、最佳劇本雙料大獎的《庫爾納茲訴小布什》向觀衆提出的問題。它用後者對前者完成了一次解構。同時，它也是今年德國電影展的開幕影片。
...2001年，舉世震驚的“9·11”事件發生。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随即在10月下令消滅塔利班。沒過幾個月，塔利班遭受了緻命打擊。但一個新的問題也随之而來——該把塔利班成員放到哪裡呢？
最後，小布什想到了一個“絕佳之處”——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這是個1898年起，就被美國永久租借的地方，是法律真空、領土懸置、難以被外界聯系的灰色地帶。被捕的犯人被剝奪了司法權益。小布什批準對他們使用“窒息水刑”等21種酷刑，包括灌鹽水、塞冰塊、拷鐵鐐、喂瀉藥、肆意毆打、不讓睡覺等折磨手段。為的就是通過虐待，強迫他們認罪。時至今日，仍有30多人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關押于此。
但令人錯愕的是，在關塔那摩監獄中，有一些“犯人”是被美軍錯抓的路人。比如去年在内地院線上映的《760号犯人》，講的就是無辜被囚禁虐待了14年的斯拉希的故事。無辜被抓的還有《庫爾納茲訴小布什》裡，成長于德國的土耳其青年穆拉特·庫爾納茲，他被莫名其妙關了将近5年。
...“9·11”三周之後，穆拉特準備和朋友一起去巴基斯坦玩一趟，參觀一下當地伊斯蘭教的清真寺。他的母親拉比耶·庫爾納茲，是個“幽默細胞過度發達”的傳統家庭婦女。拉比耶天生樂觀開朗，不過她也擔心在這敏感時期，兒子會在異國遭遇壞事。她随即前往家附近的清真寺和警局尋求幫助，發現真的如她所料——根本無法追蹤到兒子的行迹。
...三個月後，媒體的長槍短炮突然出現在她的公寓樓前。他們為的是報道這個“塔利班青年可憐的44歲老母親”。這時起，拉比耶才意識到事出反常——兒子明明是旅遊時失蹤了，怎麼就被扣上了塔利班的帽子了？
但她很快冷靜了下來，理了理淩亂的頭發，開始了正兒八經地“答記者問”。
采訪上報後，拉比耶的第一個反應是——氣死！那個看似友好的女記者竟然寫錯自己的年齡，把43歲寫成了44歲！
...按理說，電影開了這樣一個頭，如此驚悚、嚴肅的故事，應該得按那套“奧斯卡真實改編人物傳記片”的路子，循規蹈矩走下去了吧？不少影迷可能已經在心裡嘀咕：難道柏林電影節雙獎，給的那麼沒有新意嗎？
《庫爾納茲訴小布什》偏不。
它開始玩起一種反套路，那就是以家庭溫情喜劇的類型，完全包裹住政治曆史事件的恐怖與嚴肅性，最終将後者全然解構。
...這是導演安德裡亞斯·德裡森（《當我們做夢時》《瀕臨邊緣的人》）和女性編劇萊拉·斯蒂勒的第九次合作。他們用一種令人意料之外的陡峭方式，将關塔那摩的冤案訴訟，扭轉出了歡快、輕巧的語氣。
一邊是承受酷刑的可憐兒子。沒有證據表明，穆拉特去巴基斯坦旅遊是為了加入塔利班，但此時他已經被關進了關塔那摩。
一邊是為他奔走，卻總是無法适應西方社會“正常社交”的母親。德國社會的人際關系講求疏離的邊界感，但拉比耶好似天生缺乏“讀氣氛”的能力，她總是對每個人都過分熱情，滔滔不絕地講着漫無邊際的話。
當重大冤案撞上這個時刻緻力于尴尬搞笑的家庭婦女，沖突與反差也應運而生。
電影從拉比耶這位母親的視角出發，雖然她也有不少心痛的獨自破碎時刻，但她沒有自怨自艾，也不輕易妥協屈服，總是勇敢地用那看似“不合時宜”的熱情去反抗官僚主義，維護着自己的尊嚴。
......這種喜劇化處理确實是個有趣的手法，也是本片為什麼能拿下柏林雙獎的重要原因。
比如電影開篇，拉比耶與律師男主伯哈德首次相遇時，導演設置了一個“雞同鴨講”的情境——律師反複要求對方去前台找秘書預約，但即便要求N次，拉比耶還是當聽不見一樣，反複述說兒子的大緻情況，話語裡也常常抓不住重點。用魔法打敗魔法，律師也隻能乖乖聽下去。
這種構建的優點，在于将人物複歸現實，同時也更好地帶出身份政治與德國整體社會氛圍的問題。
這些年來，好萊塢盛産了不少強調“女性力量”的影片。它們大抵要塑造一個個幹練的律師、新聞記者、工程師、政客等女性形象。如果要對抗公權力，那精英氣場更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寫完這句話時，我已經聯想起了傑西卡·查斯坦在《斯隆女士》裡的形象。
...但德國喜劇演員梅爾滕·卡普坦，則以她的喜劇技巧塑造出庶民婦女拉比耶。作為一個要反抗小布什的德國土耳其母親，她的身份是多元結構的，這注定了她要在三個國度、三種文化間不斷奔走遊弋。
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之下，她仍是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鄰家大媽，沒有任何一點能被精英化的可能性。在她身上看不到那些憂天的大義，隻有樂觀過好每一天的草根精神。
這是因為在土耳其家庭的語境下，女性的價值有賴于穩定的家庭和奉獻角色，她們往往隻能囿于家庭内在性空間中相夫教子。拉比耶能從家庭中跳出來，全然是因為丈夫對失蹤兒子的不信任與不負責，她隻好選擇孤注一擲，一己擔起救子的重擔，一次次努力向外界求救。
正因此，她要進入一個個遍布着陌生男性的公共開放空間。“他們的空間”與“她的空間”全然不同，是流動的、廣袤的、衆聲紛雜的。但她仍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闖入這些空間，并在其中立足。這個曆程中，拉比耶擁有了一次脫離内在家庭空間的契機，也逐步改變着自己的精神面貌。而不變的，是她内心的熱情與溫暖。
......總之，為了盡量不讓電影落入俗套，《庫爾納茲訴小布什》的編導采用了少見的政治事件改編新策略：通過将喜劇與日常細節大量置入其中，讓聳人聽聞的政治新聞，還原為具有生活流質地的影調。
而這也是電影在不動聲色間，對權力機關與新聞媒體進行批判的方式。冤案始終就是那個冤案，但德國官員卻出于政治原因一直阻止穆拉特回國，而社會熱點和媒體報道的态度也在其中接連“反轉”，世間公義也在這樣的環境中不斷下沉。能對抗這種無謂堕落的，唯有像拉比耶這樣平凡的母親，對日常的一天天堅守。
當然，此批判在某種層面上，也因電影的喜劇類型而稍顯輕拿輕放。導演的本意，應當是要弱化故事中複雜的意識形态紛争，重新讓觀衆關注到具體的人、具體的人性。但對關塔那摩這種極為重大的政治事件來說，這樣處理是否顯得過于輕巧，喜劇與悲劇的平衡點是否欠妥，這些同樣是電影受到争議的地方。
在1786天後，穆拉特終于回到德國與家人相聚。他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也沒有任何人出來對此負責或是向這對母子道歉。他們最終缺席了擠滿德國記者的發布會，為的不過是在超市買條能穿的牛仔褲。回歸家庭、遠離紛擾的反高潮收尾處理，與好萊塢傳統的“說出我的遭遇”式收尾處理，再次顯示出鮮明差異。
...縱觀全片，《庫爾納茲訴小布什》一直在對好萊塢的傳統傳記片模式進行反向書寫。至于效果如何，便要請觀衆們自己來評判。
首發于：陀螺電影
